在當事人以簽訂合同對方式簽署協議，建立債權債務關系的，債權人為了保證債權的以實現，一般會要求對方有擔保人，并且簽署擔保合同。在債務人沒有能力承擔債務時，擔保人需要承擔保證責任，那么，對于非法集資案件，在榮城非法集資中擔保人是否能免除擔保責任?

一、借款人構成集資詐騙、非法集資罪，擔保人是否免除擔保責任?

《最高法院關于我國民間借糾紛案件的最新審判意見》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處理事情的基調，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年內部疑難案件答疑中指出：對于集資詐騙的，借款合同無效，擔保合同也無效;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單個借款合同有效，擔保合同也有效。

二、擔保合同效力所隱含的問題

在一個非法集資案件中，由于擔保人的存在，使得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保證責任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加之此類案件的一個通性是，債務人(即非法集資行為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的本金和利息且差額巨大而最終案發，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待刑事追訴，導致債權人與擔保人相互角力。此時，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保證責任或者賠償責任，就成為案件的焦點問題。

(一)擔保合同是否有效不單純只是一個民事問題，它與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都密切相關

一直以來有觀點認為，非法集資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時，擔保合同應認定為有效;構成集資詐騙罪時，應認定為無效。此觀點也得到了一些學者、法官的支持。在非法集資案件中，擔保合同效力的具體認定，在實務上與刑事程序所確定的罪名密切相關。因此，律師在此類案件中提供法律服務時，應當進行的法律思考便不僅僅只限于民事領域，其提供法律服務的范圍應當延展至刑事、民事兩個程序。這對于律師服務的效果，當事人權益的保護都至關重要。

因為債權人、擔保人的利益訴求往往與民事利益關系密切，卻對刑事程序的罪與刑關切不足，雙方具體的爭議需要法院裁判解決。因此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對于非法集資類案件，通常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偵查終結，而人民檢察院也以此罪名審查起訴。如果當事人不能提出有效的質疑，一審若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案，被告人面對罪輕的判決自然不愿上訴，于是案件進入到民事程序，此時當事人很難提起再審申請改變既定的罪名。由此可見，在刑事一審之初，律師或者當事人能夠向公安或者檢察機關、人民法院提出恰當的理由，控訴犯罪或者為被告人辯解，對于案件事實的查明，最終公平合理地解決民事糾紛意義極其重大。

涉案之初，公安機關出于偵查的時限以及取證難度考慮，通常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立案偵查，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到時若發現有集資詐騙嫌疑，還可改變涉案罪名延長偵查期限。但正因為這樣的司法慣例，律師以及當事人應當果斷及時搜集相應證據、提出合適的控告，在刑事程序就將案件事實查清，可大大降低案件處理的風險，提高律師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二)刑事程序著重對“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行考察

從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來看，“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最為核心的要素。基于此，司法實踐中，非法集資類的案件往往罪名之間引發的爭議，都聚焦于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筆者認為，目前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集資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直接的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針對目前的司法實踐，該規定已顯現出一定的滯后性。筆者認為，在認定非法占有這一主觀目的時，可以考慮借鑒現有的學術成果。如劉憲權所著《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及高憬宏法官在《審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問題——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綜述》中所提出的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

歸結起來，目前可供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有如下幾種情形：

(1)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

(4)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

(8)以支付中間人高額回扣、介紹費、提成的方式非法獲取資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資金不能返還的;

(9)將資金大部分用于彌補虧空，歸還債務的;

(10)沒有償債能力將資金用于高風險營利活動，造成巨額虧損的;

(1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12)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13)其他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雖然我國刑法主張罪刑法定原則，但在認定主觀目的時適時引入學理成果，并不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排斥。事實上，司法實踐中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和指導轄區法院司法的權力，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某些特定案件的裁判中，允許各地高級人民法院結合本轄區內的經濟政治社會條件，對相應裁判標準作出變通。

需要根據主合同是否有法律效力，以及該主合同是否是用于從事非法集資活動來判斷，兩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也即在因他人實施非法集資行為而受損的合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要求擔保人承擔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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