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能否構成偽證罪
可以。
“單位犯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犯罪行為。目前,對單位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給予刑罰處罰,已成為世界各國立法的一個普遍原則。”
我國1979年通過的《刑法》中沒有單位犯罪的規定。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采用總則與分則相結合的方式確立了單位犯罪及其刑事責任。但由于“一方面,從事實上看由于單位、團體不具備自然人才有的感知力、記憶力和表達力,無法形成證言;另一方面,從法律上看,《刑法》中的單位犯罪不包括偽證罪在內,單位‘偽證’無法承擔偽證罪的刑事責任”,因而《刑法》中的偽證罪主體當然也就不包含單位。
首先,單位是人格化了的虛擬的人,同樣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雖然在刑事訴訟中單位的“作證”是通過特定的自然人的決策而形成為單位整體的思想,但這些決策一旦上升為單位的整體思想,已不再是特定的自然人個人意志的選擇,是在單位意志支配下的行為,是單位行為的組成部分,并且不能脫離單位而存在,單位應當對代表其意志而對案件情況出具證明的行為負責。
其次,單位是一個人格化的社會系統,它在意志的體現和行為的實施即“作證”中,確實不同于自然人那樣合于簡單一身,而是集于復合一體。筆者認為,不能因為擬制的人具有復合性,而否定它的單一性,否則,無異于承認單位犯罪實際上是單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或者人為地將擬制的一個人分解成兩個人。若單位出具虛假證明,在單位犯罪的情況下,犯罪是一個,犯罪主體也是一個。當然,作為刑事責任必然后果的刑罰,也就應當加于以單位名義出具該證明的單位。相反,單位出具虛假證明,而以偽證罪為由受處罰的卻為自然人,這顯然與罪責自負、刑止于一身的刑法原則相矛盾。
再次,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2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從立法的統一性角度考慮,我國刑事立法亦應承認單位可以成為證人,單位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應構成偽證罪。
最后,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單位出具證明作為證據使用的情況,如關于某項事實或某人身份的證明,這說明單位可以作證。而與此同時,單位若出具了虛假證明妨害了司法活動卻又不能被有效懲治的情況卻大量存在。因而為達到立法與司法實踐的統一,完全有必要在立法上承認單位可以構成偽證罪的主體。
單位是否違反偽證罪其實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加以區分的,并不是每一個單位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都屬于偽證罪的情況。對于構成偽證罪的主體或是構成偽證罪可以去找律師追究對方責任,具體怎么做你可以來問問律霸網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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