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收受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的房屋的犯罪認定問題

收受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的房屋，已成為當前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的新的形式，對此，司法解釋也將其納入犯罪范圍。但在具體適用法律時，卻遇到如何認定犯罪數額和犯罪形態兩個問題。實踐中對此也存在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司法解釋已明確規定了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就意味著應一律以受賄罪（既遂）認定，并依照行為當時的商品房市場價格確定受賄犯罪的數額；另一種意見認為，收受的房屋是否辦理產權過戶手續，雖對受賄性質的確定不發生影響，但兩者畢竟存在重大差別，在計算犯罪數額時，不宜以實際擁有產權的房屋市價計算（因為行為人沒有實際的房屋產權，相關權益的實現受到很大限制），而應按照同類房屋的市場租金并結合已經交付使用的期限計算。

筆者認為對該問題應把握主客觀統一和罪罰相當兩個原則。就前者而言，是為了體現行為性質認定上的科學性。國家工作人員在事前或者事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進行權財交易，主觀方面存在收受具有高額市值的房屋的直接故意，客觀方面也已由本人或其特定關系人入住，嚴重破壞了國家公務活動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自然不能放縱，應以受賄罪加以認定。因此，兩院”司法解釋對此予以明確認定，完全符合從嚴治吏”的刑事政策思想，也符合刑法的定罪原則。就后者而言，對犯罪的實際處罰必須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適應，同時，還必須考慮受賄與行賄的對合關系。筆者認為，收受是否辦理產權過戶手續的房屋應有所不同。房屋作為不動產，與根據行政性管理需要而依照登記方式管理的某些特殊動產（如汽車等）存在著基本特性上的明顯差異，因此，以所謂盜竊、搶劫汽車不需要以產權轉移（過戶）作為條件即構成犯罪既遂為由，去論證收受房屋也無須產權轉移同樣可以構成受賄罪的既遂，其實并沒有多少科學的依據和說服力。就作為具體犯罪對象的特定房屋而言，行為人即便已入住，也不可能真正完全占有。同時，就受賄犯罪故意的內容而言，行為人顯然是為獲得完整意義上的房屋（其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擁有房屋產權）才利用職務便利與行賄人進行交易”的——這通常可以從行為人為送房者”謀取利益的大小和謀取利益的積極程度上獲得印證。另外，從行賄人的角度來看，他們也是基于一般的社會通識來看待自己的送房行為，通常不會認為交付的房屋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就等于送出了完整意義上的房屋。司法實踐中，甚至出現一些行賄人以遲遲不辦理產權過戶手續作為籌碼，不斷要求受賄人為其持續性謀利，甚至最終反悔，以舉報”要挾受賄人離開已入住的房屋等。

受賄犯罪對職務活動廉潔性的侵害有其特定的內涵，其表現就是利用職權實際收受財物。因此，它在規范意義上的犯罪結果，自然應是行為人已取得了賄賂財物。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對以不動產為受賄對象的犯罪而言，應以辦理完成不動產所有權轉移手續為既遂標準，即強調辦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實現了產權的實質轉移，才認定為受賄犯罪既遂。對收受尚未辦理完成產權過戶手續的房屋的行為，一律以受賄罪（既遂）認定，并依照行為當時的商品房市場價格確定受賄犯罪的金額，顯然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符合社會公眾的通行觀念和一般認同。相反，僅僅以同類房屋的市場租金并結合已經交付使用的期限予以計算，又易與免費居住（另一種權錢交易的形式）相混淆，違背主客觀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一定程度上也難以反映此類受賄犯罪行為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造成失之過寬。所以，筆者的傾向意見是：對此類行為，應以受賄性質定罪，以商品房市價確定數額，按照受賄未遂并結合其他綜合情節，決定裁量刑罰，從而實現既從嚴治吏又罪罰相當的刑罰價值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