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許是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處理取保候審時最不耐煩的一個問題,告訴他們“可能判處”刑罰的結論還不夠嗎?難道他們還不清楚他們自己的罪行嗎?告訴他們認定“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及其證明有什么用?
他們有權利知道嗎?基于這樣一些想法,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通常不會將認定“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及其證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看起來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樣做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而且沒有實際的意義,好象只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但事實這來源于深層次的觀念上的原因,因為他們內心深處已經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定為罪犯,認為對其適用強制措施只不過在對其適用刑罰之前履行的一些必要的手續,既然最終都會被適用刑罰,適用或者不適用強制措施、適用這種或那種強制措施又有什么區別呢?對于決定者來說的確是沒有什么區別,但對于被決定者來說卻有著非常大的區別,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一個尚不能肯定會被確定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限制或者剝奪。而且,即使是經過精密的訴訟程序由專業博學的法官所做出的刑事判決也不能完全保證其內容的準確性,對此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會有異議,立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兩審終審制、審判監督程序等等也都是因為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也許這種不可避免的錯誤會在很長時間里持續存在。
相比之下,不經審判而由司法工作人員個人(特別是那些未受過專業教育的偵查員)依據尚不能確定的信息所做出的對未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的推測,則更容易發生錯誤。雖然立法者無視這種錯誤發生的可能性或者是認為這種錯誤對整個刑事訴訟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影響,沒有為這種可能發生的錯誤設置相應的救濟程序,但被決定者總有權利通過其它程序來解決這種錯誤罷,比如說控告(第14條第3款“訴訟參與人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要提出的控告需要有明確的理由和證據,而這理由和證據很多時候就存在于司法工作人員認定“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及其證明里。因而,我們認為司法工作人員需要將認定“可能判處”刑罰的根據及其證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當然可以設計專門的程序以使這種告知是不會加大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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