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憲政的視角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該憲法條文是我國制定行政訴訟法的直接依據。我們是在憲政語境下來討論行政訴訟的目的，來認識行政訴訟制度建設的重大意義。為實現公民權利與國家行政權力在立法層面上的對抗與平衡，相比較于已然非常強大的國家權力而言，以法律的手段保護相對弱小一方——公民個人或組織的權利是完全符合憲法精神的。況且，我國還處于建設法治國家的初級階段，“依法行政”和“服務行政”的現代法治觀念還未深入人心，現實與理想之間尚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由于濃厚的“官本位”文化傳統，老百姓“畏官”、“厭訟”的思維舊習依然相當嚴重。在這種歷史與現實的背景之下，強調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保護，在制度設計上適當地向個人權利一方傾斜是非常必要和具有時代意義的。

2、從行政訴訟的動因看

行政訴訟是適應現代社會中行政主體一方的不法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為切實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所以提起行政訴訟是因為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了或可能遭到行政行為的侵害，為防止這種侵害的發生、阻止侵害行為的繼續或挽回自己的損失，才向人民法院提出請求，要求人民法院給予司法保護。沒有行政相對人權利遭受侵害或威脅的事實，沒有原告的起訴，也就不會有行政訴訟的產生。因此，行政訴訟的目的只能是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3、從行政訴訟的性質來看

“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是為公民提供權利保護的救濟途徑。公民權利受到國家權力的威脅是現實的，而行政權力相對于公民權利又具有優越性和強制性的特征。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名義下，行政主體享有極為廣泛的行政特權，可以剝奪公民的財產，也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面對如此強大的行政權力，公民必須服從。這也是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如果沒有一種有效的法律機制來保護公民的自身權益，那么公民的委屈就無處訴說。現代文明國家的行政訴訟制度正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設置的一種有效的法律機制。

4、行政權無需司法權的維護

有些學者認為，行政訴訟的目的之一是對合法行政行為的維護。這種觀點不妥。行政權的特殊性決定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無需通過行政訴訟來維護。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機關幾乎享有實現自己所有意志的全部特權。行政行為具有先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強制行政相對人接受、服從管理，不必也無需借助行政訴訟來實現其行政權，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我國《行政訴訟法》才沒有賦予行政機關以原告地位，行政主體不能起訴行政相對人，在訴訟中，被告行政機關也沒有反訴權。

如果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訴權僅僅理解為啟動行政訴訟的一種手段，而目的界定為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甚至是維護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如此一來，行政相對人就被淪為了“工具”——權力制約或權力維護的工具，完全背離了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更不符合現代文明國家的憲政理念。原告不服行政機關做出的行政行為，因而起訴至法院是希望撤銷或變更行政行為，阻止或防止它侵害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希望法院做出“維持行政行為的判決”，果真如此，司法權就異化為保護人權的對立面，連權力制約權力的目的都難以達到了。

綜上所述，盡管行政訴訟的功能是多元的，但無論是解決行政爭議，還是實現權力對權力的制約或監督，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行政訴訟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