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醫患雙方有糾紛,患者找誰評理

可以找醫院相關科室、第三方調解或者法律訴訟

治病過程中出現不理想狀況,患方如果懷疑是醫院的責任,怎么辦?患者該找誰評理、鑒定呢?

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英:患者對于治療結果不滿意,醫患雙方達不成一致,可以有以下三種途徑解決:首先,每個醫院都有醫患關系辦公室或者是專門處理醫療糾紛的科室,患者可向其投訴,提出對醫生診療服務不滿的意見。同時患者有權要求封存病歷,并復印除了病程記錄之外的所有的客觀病歷。

其次,患者可以申請第三方進行調解,包括行政調解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2010年10月,北京市司法局等6個委辦局發布的《關于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735號)文件規定,公立醫療機構發生醫患糾紛,患方索賠金額在一萬元以下的,可以通過雙方協商解決;索賠金額一萬元以上的,應當通過人民調解或者司法訴訟的方式解決。我們醫調委是北京地區專門從事醫療糾紛調解的專業性群眾組織,是完全獨立的第三方,不收取任何費用,相比于行政調解和法律訴訟,更為方便、快捷。

最后就是司法訴訟。

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方:對于醫療結果存有異議,患者可以選擇進行醫療鑒定,但是選擇的鑒定機構一要有資質,二要醫患雙方都認可。法院在受理醫患糾紛的案件,也會委托醫療鑒定。對于有一些醫療糾紛,涉及患者死亡的,我們希望患方家屬能夠同意尸檢,因為尸檢結果是最客觀公正的。

有患者可能覺得,不鬧大的話,自己的問題解決不了。這樣的觀念該怎么看待?

劉*英:我們醫調委自2011年成立以來,已經處理了8000多起糾紛,真的就是純醫鬧的少之又少,大多數患者還是比較理性的。

當然,社會上也流傳著這樣的段子:要致富做手術,做了手術告大夫。但是這是開玩笑,我可以說,幾乎沒有誰是抱著這個心理去跟醫院要錢的,大家去醫院就是想治好病。

醫療糾紛不管怎么鬧,都不會因為你鬧得兇就能得到更多的賠償,醫療損害賠償必須遵循過錯賠償原則,一定是醫院的診療行為有過錯,給患者造成人身損害等不良后果,才能賠償。我們醫調委在處理糾紛中,也絕沒有做過“大鬧大賠,不鬧不賠”的調解建議。

二、醫患糾紛已產生,單位該不該介入

醫調委沒遇到單位介入的情況,即使有也不對結果造成影響

記者:從法律、程序角度看,患者方面所在的單位,該不該介入醫療糾紛?出公函維權的做法是否合理?

劉-方:我們醫調委這幾年的工作中,從來沒有遇到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也沒有遇到單位出具公函的情況。即使有單位出具公函,對于我們調解工作來說也沒有什么影響,還是該怎么辦就怎么辦。至于其他的解決醫療糾紛的途徑,比如醫院內部解決,法律訴訟解決,我沒有聽說過有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

記者:醫療糾紛,應該有哪些第三方機構介入比較好?作為第三方獨立機構,醫調委如何保證客觀公正?

劉-方:前面提到過,行政調解,找行政機構;法律訴訟,找法院;醫調委調解,找我們;都是合理有效的第三方介入。

第一,醫調委就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沒有直接的上級單位,不隸屬于任何行政機關。第二,我們是由政府搭建的公共事業平臺,北京市財政撥付全部工作費用,不接收任何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經費。

第三,我們制定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流程。程序正義可以保證實體正義,這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真理。我們調解員分為評估組和調解組。調解組派出調解員接待醫患雙方,收取與糾紛相關的材料,聽取雙方陳述,再將所有材料轉交給評估組。評估組都是由副主任醫師以上的退休醫學專家組成,我們還嚴格執行回避制度,比如涉及某醫院的醫療糾紛,決不可能讓與這家醫院有關系的專家來評估。

我們北京醫調委有90%以上的糾紛需要找北京三級甲等醫院的專家進行咨詢,形成初步的評估意見后,還會交由評估組進行集體討論,每次討論都要有3名以上專家在場,最后才形成正式的調解建議。此外,凡是賠付1萬元以上、患者死亡、疑難的案件我們還要外請專家再進行合議。

2014年全年,我們受理結案糾紛1899件,同年,法院受理結案800多件。

三、醫鬧傷了醫生心,難道從此少說話

對于醫院來說,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其學會溝通、有時間溝通

記者:在當前的醫患關系背景下,會不會醫生為求自保,能少說就少說,甚至看病就成了工廠的流水線作業?

劉*英:不管是哪方面的醫患糾紛,其實都跟溝通不到位有關。我們國家的現狀是大醫院人滿為患,患者相信大醫院,甭管大病小病全都往大醫院跑。這種情況造成大醫院的醫生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溝通。患者費好大勁掛上專家號,但是醫生與患者問診的時間也就兩三分鐘,患者沒能得到專家更多的服務時間,心里有落差,也就埋下醫患糾紛的隱患。如果醫生能有充分的時間與患者溝通,耐心解答患者的疑問,醫患也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信任。

現在一是溝通的渠道不暢通,二是留給醫生溝通的時間太少了。像外科、產科等一些手術科室,手術操作要占據醫生大部分的診療時間,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時間就不夠,患方對此投訴較多。但是比如像內科、眼科等,溝通情況相對充分一些,即使患者沒有治愈,仍然感激醫生,因為患者看到了醫生的努力。

事實上,醫生多說比少說好。當然,溝通除了要告訴患者疾病的基本情況外,更要實事求是地告知風險。當然告知風險不是冷冰冰地說出所有不良后果,也不是故意告訴最壞的結果。比如,凡是做手術的都會有風險,但我們醫院的手術知情告知書往往是制式化的,缺乏針對性,同樣一個手術,一個25歲的年輕患者和一個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高齡患者所要面對的風險絕對是不同的,醫生應該針對不同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告知。

把患者要承擔的手術風險掰開了、揉碎了講明白,使患方充分知情,樹立起醫療風險共擔的意識。我們也呼吁老百姓多理解醫生,認識到醫療行為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治療的同時也會給患者造成一定傷害,比如肌肉注射,除了治療作用還會給患者造成疼痛,還有感染的風險;吃藥,不僅有治療作用也可能會有傷及肝、腎的副作用。對于醫院來說,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醫生學會溝通、有時間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