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無的弊端有哪些?

法律在審判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偵查階段適用疑罪從無原則，存在徹底性、有傾向的選擇性和被動性的差異，這種差異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在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法律背景下，所必須保留的差異。也就是說，這種差異具有一定合理性：刑事訴訟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雖然分工不同，但卻是互相配合，環環相扣，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的任務。雖然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作出判決對證據的要求均是“確實、充分，”但事實上在前兩個環節是很難真正做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否則就根本不存在檢察機關不起訴、審判機關無罪判決的情形，也即所有的證據不足案件都應在偵查機關就已經終止。不能做到證據確實、充分，是因為犯罪具有隱蔽性、復雜性及不可再現性、證據的暴露狀況不同、偵查手段和技術還有限制、偵查人員主觀方面存在局限、人為原因或自然因素造成證據滅失等等。

對于疑罪，可能隨著訴訟階段的深入而使不足的證據得以獲取，從而排除了疑罪之“疑”。即便最終仍舊證據不足，對于司法人員，也可以說是盡了最大努力。適用疑罪從無原則是以犧牲社會秩序為代價的，在調查取證方面付出的努力越多，訴訟階段進行的越完全，“從無”就更加接近真實無罪，所付出的社會秩序代價就越少。這是我國在立法上沒有徹底貫徹疑罪從無原則的本質原因。這種不徹底地貫徹疑罪從無原則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首當其沖就是訴訟成本的巨大浪費。其次是不利于國家偵查機關及司法人員證明犯罪的能力、技術水平的提高與改進。由于偵查機關適用疑罪從無原則的被動性和檢察機關的有傾向性的選擇性，造成在司法實踐中極少有證據不足的案件在偵查機關結案，檢察機關也一般傾向于選擇起訴，把無罪認定的任務都交給了審判機關，最終形成大部分的“疑罪從無”案件均以審判機關無罪宣判的方式完成的局面。即使證據不足，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在移送審查起訴意見書、起訴書等相關文書中都會寫道“……上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使不具備移送條件的案件在移送時具有了合法的形式，其實質危害是違反了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分工負責的原則，造成工作上的相互推諉。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中徹底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徹底與否關系到能否真正發揮這一原則的優勢，關系到保障人權是否只是一句口號形式的空話。徹底貫徹該原則要求：對檢察機關，將“可以不起訴”修改為“應當不起訴”，取消檢察機關的選擇權；對偵查機關，明確賦予其在偵查期限屆滿對證據不足的案件直接予以撤銷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能夠真正享有平等適用“疑罪從無”原則的權利。當然，不可否認，我國疑罪從無原則的立法現狀還是適合目前的國情國力的，在現有經濟狀況下，一味強調該原則適用的徹底性有揠苗助長之嫌，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其結果非但不是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權，反而是更多地放縱了犯罪。疑罪從無原則在我國仍處于較低水平的階段，但隨著法制的不斷完善，徹底貫徹疑罪從無原則乃是大勢所趨。

總之，疑罪從無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大進步，它強調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是避免冤假錯案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國疑罪從無原則的現行適用方式體現了該原則的本質內涵，既符合我國的現狀，又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隨著社會的進步，疑罪從無原則的優勢必將得到越來越充分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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