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量刑建議制度的推行會把檢察機關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不利于維護檢察機關的威信與良好形象。例如,有人認為:在案情重大、復雜、疑難的情況下,法院的量刑則極有可能與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不一致,則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上訴和抗訴,社會效果不好;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法律監督的職責,其所作出的決定是不能隨意被變更的,實際處刑與量刑建議不一致就是說明檢察院在辦錯案。基于這種認識,試點量刑建議制度的檢察機關一般有意無意地將量刑建議的采納率作為評價量刑建議質量的重要依據。
之所以存在上述這種觀念上的錯誤,是在于不能客觀地看待量刑建議與實際處刑之間存在的差異。日本學者**滋夫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司編輯的《昭和四六年即公元1971年司法統計年報——刑事編》,發現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按檢察官建議量刑的70%到90%程度進行量刑的案件占大多數。對大部分刑事案件來說,檢察官求刑與法院量刑是不一致的。[3]另一項對德國檢察官的量刑建議與最終刑罰的調查表明,檢察院建議適用的刑罰與法官最終判處的刑罰也不一致,在570個案件中,與檢察官建議的刑罰相比,法院判刑較重的占8%,較輕的占63%。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量刑建議制度較為發達的國家,法官的最終判刑與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不一致的情況也是一種常態,但這并沒有動搖該項制度的根基。量刑建議作為一項公訴權下的司法請求權,其目的在于影響和制衡法院的量刑,而不是要求與法院的量刑相一致,只要量刑建議能影響到法院的量刑就足以證明量刑建議制度具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作用。如果一味機械地要求量刑建議必須與法院的量刑相一致(事實上也幾乎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最終只會異化或扼殺整個量刑建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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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執業十余年,為1000 當事人提供了專業的法律服務。對于各類離婚、繼承案件均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尤其擅長涉外婚姻家事案件。能夠抓住各方當事人的核心訴求,運用“訴訟 談判”雙管齊下的策略,推動問題的快速解決。性格平易爽朗、堅毅執著,辦案干脆利落、靈活機變,深受當事人青睞,結案后經常收到當事人的錦旗和感謝信。 重視婚姻家事領域的學術研究和探討,加入中國法學研究會,擔任第十一屆北京市律師協會民法專業委員會委員。參加相關的法律論壇,致力于婚姻家事領域的理論發展和實務操作。參與主編發布《婚姻家事法律服務行業白皮書》,為業內外人士提供專業數據和經驗參考。 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法律援助中心特聘講師,赴老年大學開展為老普法服務,深入社區開展普法講座,積極參與關愛自閉癥兒童公益活動。積極投身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普法節目錄制,為社會民眾普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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