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廣州法院對一批職務犯罪案件進行了集中宣判。宣判的21起案件中，除去冼村7件案件因被告人身份系非國家工作人員，以及一件行賄案因法定刑幅度原因而在五年以下量刑外，幾乎所有案件都處于五年以上的重刑，還并處沒收個人財產。即使在區法院宣判的數額較小、情況較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也有多人被判處五年甚至十年以上徒刑，而緩刑的適用率大大降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嚴格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在這一要求下，司法機關堅持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審判做到當嚴必嚴，決不手軟，同時嚴格把握量刑幅度，加大財產刑適用力度，嚴格控制緩刑適用。2011年，杭州市原副市長許*永、蘇州市原副市長姜*杰因嚴重職務犯罪被執行死刑。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談及這兩起案件時指出，法院堅決依法從嚴懲處嚴重職務犯罪，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對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的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堅決判處死刑，絕不手軟。盡管從“少殺”、“慎殺”逐步過渡到“不殺”，堪稱世界潮流，但對于職務犯罪、經濟犯罪不適用死刑，恐怕只是一些人一廂情愿的幻覺。

量刑不平衡一直是制約我國司法公正的瓶頸，據有關資料顯示，在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量刑和數額不平衡的現象比較突出，對于個別相似的案情和涉案金額，各省在量刑結果上存在著較大差距。職務犯罪的審理，在寬嚴相濟的同時更要在“嚴”上下功夫。這里所說的嚴，倒不是一味的嚴打，最高法表態“堅決判處死刑，絕不手軟”的同時，仍然強調“依法”二字，這意味著哪怕打擊貪腐也不能丟掉程序正義?！皣馈敝饕菄腊逊申P，嚴把量刑關，嚴把責任關，不能也不應在處理職務犯罪上失之于寬，因為寬容意味著放任，寬容意味著不負責任，也不利于警示后來者。

10日宣判的21個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司法機關厘清量刑幅度標準的努力，同時，集中宣判會給社會帶來必要的震懾力。曾有貪腐官員在獄中提出建議：“如果可能的話，讓領導干部都到監獄呆上一段時間，嘗嘗失去自由的滋味，腐敗現象可能就會少多了?！苯ㄗh未必可行，但不失為警示教育一個直觀生動的表達。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職務犯罪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一些公職人員在思想上出現了變異，也就是內因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自身本質未變，把持得住，內因不起變化，那么，任憑外因作用影響如何巨大，想必也不至于成為致命之舉。在懲治貪腐的過程中司法所應起到的作用就是統一量刑，什么樣的罪犯適用什么樣的刑罰應有清晰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