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仲裁法》第3條中規定的“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能否仲裁，我認為不應一概而論，而應當區分為以下幾種情形：(1)行政機關因行使其行政職權與行政相對人發生的爭議，涉及到社會公益，當事人無權對其實體權益進行處分，因而，此類爭議無論法律是否規定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均不可仲裁;(2)民事主體之間的爭議，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不屬于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爭議，而根據有關地方性法規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只要不涉及公益和第三人權益，當事人應當可以根據仲裁協議提請仲裁;(3)民事主體之間的爭議，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且爭議實體權益不能由當事人自由處分的，應當不允許仲裁，但如果爭議的實體權益可以由當事人自由處分的，則應當考慮將其納入可仲裁事項的范圍;(4)行政合同爭議能否仲裁，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而定。行政合同大多涉及到社會公益，當事人對其實體權益的處分往往受到嚴格限制，因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行政合同爭議應當屬于不能仲裁的爭議。但在個別特殊情況下，根據行政合同爭議的具體內容，有關實體權益可以由當事人自由處分的，則應當允許仲裁。

我國臺灣“仲裁法”中沒有“行政爭議”的概念，因而也沒有“行政爭議”能否仲裁的規定。從某種意義上講，仲裁立法將可以仲裁的爭議事項限定為“民事爭議”或“平等主體之間的爭議”或“依法可以和解的爭議”，就已經將“行政爭議”排除在仲裁范圍之外，再以列舉方式明文規定“行政爭議”不能仲裁，并無太大的必要性。我國臺灣“仲裁法”只允許將依法可以和解的爭議交付仲裁，而依法可以和解的爭議只能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私法上的爭議，因而，非平等主體之間的“行政爭議”，自然不屬于該“仲裁法”界定的可仲裁事項的范圍。可見，在禁止將非平等主體之間的“行政爭議”提交仲裁的問題上，兩岸的態度基本一致。

1994年《仲裁法》以列舉方式界定可仲裁事項，雖然看似清晰，但實際上未能準確地反映適宜仲裁的事項范圍。一方面，有些適宜仲裁的爭議事項，未被納入可仲裁事項的范圍;另一方面，有些不宜仲裁的爭議事項，卻沒有被排除在仲裁范圍之外。這種狀況，與現代仲裁理念顯然不相符合。因此，大陸仲裁制度的改革，應當將準確界定可仲裁事項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我國立法上也有將仲裁引入行政合同糾紛的先例。如，國務院頒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第21條規定：“合同雙方發生糾紛，應當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合同雙方可以根據承包經營合同規定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仲裁。”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了“當事人不愿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這是比較典型的通過非訟手段來解決行政合同糾紛的例子。還有一種類型就是像人事部內設立專門仲裁聘用合同糾紛機構的做法，這種仲裁方式主要適用于解決行政機關之間及行政機關與所屬下級機構或公務員之間締結的特定種類的行政合同。這樣的對仲裁制度的引入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也不能把不能約定的仲裁硬塞進行政合同中來，所以我們要就事論事，靈活處理。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識，歡迎大家上律霸網進行專業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