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委托的適用規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68條確認了轉委托(復代理)，《合同法》亦有相關的規定。但是，轉委托在適用中應當符合如下法律規則：

1、轉委托的目的必須是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

2、轉委托原則上應當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授權或事后追認)。根據民法通則第68條和合同法第400條的規定，代理人轉委托他人代理的，應當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沒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代理人應當在事后及時告訴被代理人，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

3、在緊急情況下，代理人為了維護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而轉委托的，不論被代理人是否同意，均依法產生轉委托的法律效力。

4、代理人只能在其享有的代理權限范圍內，向復代理人轉委托其代理權的全部或者部分，但不得超過其代理權限。

5、復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轉委托之代理人的代理人，故復代理人實施代理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受。

二、如何界定貨代轉委托

1、《合同法》第49條中的“合同”不應理解為從中抽象出代理權授予的基礎合同(在貨運代理業務中是委托合同)，代理人、被代理人之間的基礎合同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同相對人訂立的“合同”應當是兩個內容和性質均不相同的合同，第49條中的“相對人”不包括第400條中的次受托人，第49條中的“代理權”更不是所謂的“代理轉委托權”。申言之，在貨主——貨代——承運人的業務鏈條中，承運人是“相對人”，如果承運人有理由相信貨代有代理貨主締結運輸合同(代理訂艙)的代理權的，貨代的代理行為有效，貨主與承運人之間成立運輸合同關系，該運輸合同才是第49條中的“合同”，此處的“代理權”是指代理貨主締結運輸合同的權限;而在貨主——貨代①——貨代②的轉委托業務鏈條中，則不能認為貨代②有理由相信貨代①有代理貨主與貨代②締結又一個委托合同的所謂“代理權”(代理權授予的基礎合同是貨主與貨代①之間的委托合同)，貨代②不是第49條中的“相對人”，第49條中的代理權也不是指“貨代①代理貨主與貨代②締結又一個委托合同”的權限。

2、《合同法》第402條中的“第三人”應為貨代接受貨主委托而締結的合同中的一方當事人，不包括第400條中的次受托人。第402條中的“合同”不應理解為委托合同本身，而是委托合同中要求受托人代理委托人去締結的“合同”，該“合同”與委托合同的內容和性質均不相同。第402條中的“授權”是指“授予代理權”，而不是所謂的“授予轉委托權”。申言之，在貨主——貨代——承運人的業務鏈條中，承運人可以成為第402條中的“第三人”，貨主與貨代之間存在委托合同，該委托合同的受托事項之一便是貨代代理貨主去和承運人締結運輸合同，該運輸合同才是第402條中的“合同”;貨主所授予的是貨代①與承運人締結運輸合同的權限，而不是授予貨代①與貨代②締結又一個委托合同的權限;貨主委托貨代①“代為訂艙”，訂艙的相對方是承運人而非貨代②，并非委托貨代①“代為(轉)委托他人(貨代②)訂艙”;在貨主——貨代①——貨代②的轉委托業務鏈條中應適用第400條，而不是適用第402條，在貨主——貨代——承運人的業務鏈條中應適用第402條，而不是適用第400條。

從法理上分析，觀點一、觀點二混淆了代理權和事務處理權。代理權所指涉者為受托人是否有權以委托人名義與第三人從事法律行為或締結契約，其所涉法律關系屬于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外部關系;處理權所指涉者為受托人關于委托人之事務的管理權限(同時是一種處理事務的義務)，其所涉法律關系屬于委托人與受托人之內部關系。第49條涉及的是“代理權”授予，第402條中的“授權”指的是授予“代理權”;而第400條中涉及的是事務處理權的轉讓，也就是轉委托。第49條規范被代理人與相對人之間的外部關系，第402條規范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外部關系;而第400條，在轉委托經同意的情況下，規范委托人與受托人、次受托人(對委托人而言同樣是受托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在轉委托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規范委托人與受托人、受托人與次受托人之間各自獨立的兩個內部關系。

三、實務中，貨主只關心受托事務能否完成，并不關心貨代①以何方式(自己履行或轉托他人履行)完成受托事務，所以貨主才經常與貨代約定一筆一攬子費用作為完成受托事務的對價。貨主將單證交于貨代①是貨代①完成受托事務之必須，該單證只是完成受托事務所必需的條件而已，將貨主的提供、交付單證行為理解為“默示同意轉委托”、“默示授予轉委托權限”，似乎賦予單證過多的法律意義，對當事人真意的探討有主觀臆斷之嫌。另外，實務中也罕見貨主在單證上特別注明何人處理受托事務，對貨主的此項要求似乎過于苛刻。

四、在對上述三種觀點進行分析后，我們認為，相對于觀點一、觀點二在法理上的誤讀，觀點四適用法律正確，符合法律邏輯;相對于觀點三對當事人意思的不合理解釋，觀點四契合“層層轉托、認人不認單”的貨代實務;另外，貨代行業的層層轉托現象屢受詬病，實有規范必要，通過對受托人課以兩面合同責任，有助于遏止甚至逐步減少受托人的轉托行為，因此觀點四在審判實踐中應當予以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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