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司理論的式微

1920年代早期之后，分析法學家們開始關注這兩個問題：這個美妙的圖景是怎么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其結果可能如何。針對有機體說所提出的批評早已表明，該理論是填補公司法律思想空白的有力工具。律師和法官在應如何定位公司的問題上如果提不出更好主張，他們就只能求助于法人擬制說。[102]不過，這些委曲求全的行為并不能解釋律師和法官為什么會求助于這樣一個虛構的理論。

法律過程對非法律材料的引進[103]與擬人化語言[104]兩者相結合，共同塑造了一個自治的、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自我指引的經(jīng)濟人形象。這個形象基本上已經(jīng)融入了社會尤其是法律社會之中。法律討論所使用的通用術語決定了人們將會如何思考公司及其結構和行為。正如布賴恩特？史密斯（BryantSmith）于1926年在商業(yè)團體的一個圓桌會議上的演說所言，“人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之所以混亂主要是因為人類具有這樣的偏好：一定要從法律人格中解讀出自然人格的本質。”[105]

盡管在有機體說上取得一致意見的理論家們進行了不懈的反對，但“解讀”還是發(fā)生了。弗羅因德把那些認為公司具有倫理人格的思想都貶低為形而上學的，不過他卻關注在公司運行中所產(chǎn)生的法律關系。后來的評論家們干脆摒棄了“人格”和“意志”兩詞的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意義，因為在日常使用中，兩詞的含義極不精確，而且各自為政，毫無關聯(lián)。[106]不過于此同時，他們又求助于這樣一個權宜之計，而此權宜之計被認為公司的日常行為與其法律概念有關的主張所擊碎。到1920年代，擬人化的公司已經(jīng)接納了公司人格化的理論，這個理論僅僅作為一個比喻而被主張有機體說的學者所接受。

對公司人格化理論將引導法官做出有害判決的擔憂，激發(fā)了理論家們反對該理論的積極性。他們的反對意見不只局限于爭論說“解讀”是形而上學的和毫不相干的。絕大多數(shù)反對者認為“解讀”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他們認為有關公司人格的代表性理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使用概念時，都是按照該概念在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意義來使用的。[107]有一篇評論文章更是令人費解，它爭論說，人格本身不應屈服于實質判決。布賴恩特？史密斯十分明確地提出如下批評：

并非是法律人格決定了結論。不能因為主張公司在某些目的下被認為是法律上的人，就導出公司在任何目的下都必然是法律上的人的結論，同樣，不能因為主張合伙在某些目的下不是法律上的人，就導出合伙在任何目的下都必然不是法律上的人的結論，否則就會把公司之為人格與合伙之為非人格兩者理解為主人而非仆人，也是在沒有探究問題是非曲直的情況下而依毫不相關的因素來決定法律問題。期刊（上的批評文章）只攻擊一個名稱的作法是不正確的。[108]

有些人主張，使用公司人格這一概念，不是為了掩蓋不恰當?shù)耐评恚褪菫榱俗C成不正確的結論。[109]

對有機體說的接受，給法院和律師如何運用該理論帶來了難題，同樣也導致了對該理論本身進行深刻的重新檢討。在對“真實的人”理論進行深刻的重新檢討時，法律現(xiàn)實主義正在興起。在類合伙論的壓力之下，法人擬制說令人吃驚地迅速衰落；有機體說緊隨其后，也同樣迅速式微。這兩個公司理論的衰落激活了剛剛出現(xiàn)并意欲立身的學術沖動（anintellectualdynamic）。即使在保衛(wèi)“公司是真實存在”這一理論時，一些法律思想家（包括現(xiàn)實主義者）也開始主張說，“公司是真實存在”在法學上是一個并不重要的問題。

現(xiàn)實主義者所看重的，是社會認為值得給予保護的利益。對現(xiàn)實主義者來說，這一點是清楚的：在公司財產(chǎn)的正確運行中，社會擁有著一份利益。公司具有生產(chǎn)商品、提供服務、雇傭勞力、進行革新、發(fā)展壯大的能力，這些都是社會利益之所在，并因此成為法律制度保護的對象。社會可能愿意去保護和支持公司財產(chǎn)的運行機制，而個人亦有利益存在其中。杰勒德？亨德森（GerardHenderson）的奠基之作《外州公司在美國憲法中的地位》將利益而非固有權利作為其分析的前提。他在對公司財產(chǎn)之所以受保護這一問題進行詮釋時寫到：“權利與義務的對象、一筆基金、一座樓房、一個未出生之嬰兒、一個家庭，任何事物均可被視為法律的元體。正如某人所說，除了實用，沒有其他任何理由能夠解釋：法律為什么不賦予夏天的最后一枝玫瑰以不被采摘的權利。”[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