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立法建立三方協商化解勞資矛盾破解“三不談”難題

　　旨在更好地解決勞資雙方糾紛并對工資協商等內容進行規范的《廣州市勞動關系集體協商條例(草案)》，經過超過一年的醞釀，日前提交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記者注意到，原本47條條款的草案目前已減少為22條，名稱也改為《廣州市勞動關系三方協商規定(草案)》(下稱《規定(草案)》)。

　　這是廣州市以立法的形式，從程序上明確了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即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會議由代表政府的勞動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勞動者的工會以及代表企業的企業代表組織派出相同數目的人員組成。《規定(草案)》中明確提出，市、區、縣級市應當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會議制度，三方協商會議可向同級人民政府提出制定企業或行業工資增長指導線建議，政府收到建議后，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企業或行業工資增長指導線，并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公布。

　　協商制度缺失成影響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主因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近年來，勞動爭議案件不斷上升，已經成為民事案件中增長幅度最快、涉及范圍最廣、影響程度最深、社會關注最多的案件類型。而這其中，缺乏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缺乏勞資雙方的談判協商則直接影響到勞資關系的和諧。

　　“社會和諧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而勞動關系和諧則是社會和諧中相當關鍵的一個。勞動關系已經成為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整個社會是否和諧與和諧到什么程度，從根本上說也將取決于勞動關系的和諧程度。在資本強，勞動弱的情況下，維護好職工的合法權益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的和諧。”廣州市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劉小鋼對記者說。

　　劉小鋼告訴記者，勞動者的生活和發展問題仍然需要各方面更大的關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已經成為中國民事案件中增長幅度最快、涉及范圍最廣、影響程度最深、社會關注最多的案件類型，案件的主要原因是職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特別是拖欠工資、加班費等。據統計，僅去年，廣州市兩級法院受理的各類勞動爭議案件超過17000件，并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同時，工資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步，也成為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為了保飯碗而暫時犧牲漲工資大家可以理解，但缺乏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缺乏勞資雙方的談判協商，直接影響了勞資關系的和諧。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廣州市的勞動關系日益多樣而復雜，已有的法律法規已不足以解決我市在協調勞動關系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劉小鋼向記者指出，地方層面的勞動關系集體協商，即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政府、由工會代表職工、由企業聯合會或企業家協會代表企業組成并開展工作的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工作的開展遇到瓶頸，在如何規范運作方面欠缺有力的法律法規支撐;在勞動關系雙方的行業集體協商方面，雖然《勞動合同法》已有原則性的規定，但欠缺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規范，如行業集體協商的主體如何確定等;行業和用人單位內部的工資集體協商更是欠缺強有力的法律法規支持。

　　記者了解到，在集體協商一方拒絕開展協商時如何處理、當集體協商過程中出現分歧時如何處理、在出現集體沖突時如何解決等方面，現有法律法規并未加以明確和規范。這些情況和問題影響著勞動關系的協調、穩定，但現有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不足以完全解決這些存在問題，因此對協調勞動關系進行地方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廣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廣州市從2008年6月開始就企業中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試點工作，但在實踐中，有些企業是“極不情愿”地坐下來協商工資的。即使同意簽訂協議，也就是走走形式，并不主動征求員工的意見。因此，也就出現了“老板不愿談、工會不敢談、職工不會談”的“三不談”現象———老板“不愿談”，認為“企業自主分配”，有單方面決定權;工會“不敢談”，由于工會主席受雇于企業，領老板的錢，怕老板不高興;而職工又“不會談”。#p#分頁標題#e#

　　用剛性法律形式協商解決勞動爭議

　　針對勞動關系協調方面存在的問題，廣州市總工會在去年4月起草并形成《廣州市勞動關系集體協商條例(草案)》，對工資專項集體協商等內容進行了明確規范。如果修訂后的《廣州市勞動關系三方協商規定》或通過，這意味著，廣州將用剛性法律的形式解決目前勞動關系集體協商試點中遇到的職工“不敢談”、“不會談”和企業“不愿談”等問題。

　　記者看到，《規定(草案)》對三方協商會議的主體給予了明確：三方協商會議由同級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總工會和企業代表組織派出相同數目的人員組成。企業代表組織一般由企業聯合會出任，區、縣級市沒有企業聯合會的，可以由工商聯、商會、個體私營企業協會等企業代表組織聯合代表企業一方參加會議。

　　《規定(草案)》賦予了三方協商會議具體研究分析勞動關系狀況及發展趨勢，對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社會保障等帶有全局性的勞動關系的重大問題進行協商，提出政策性意見和建議;推進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對所在地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的勞動關系集體協商爭議進行協調等七大職責。

　　“三方協商會議實行定期和臨時會議制度，定期會議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規定(草案)》不僅對三方協商會議的召開時間給予了明確規定，還提出，三方協商會議可以對積極開展集體協商、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的用人單位進行公開表彰。三方協商會議可以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消費者物價指數、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和人工成本、行業發展狀況等實際情況，向同級人民政府提出制定企業或行業工資增長指導線的建議。

　　集體協商往往會因為意見分歧而無法繼續進行。一旦出現類似糾紛，由誰來協調?對此，《規定(草案)》提出，若出現自一方提出集體協商要求之日起十五日內，另一方不接受集體協商要求或者不作出書面回應的;因出現重大意見分歧，導致集體協商無法繼續進行的;出現集體停工、怠工協商不成的;簽訂集體合同過程中發生爭議的;出現其他需要協調情形的五種情形之一的，勞動者一方或者用人單位一方均可以向三方協商會議辦公室提出協調申請，三方協商會議辦公室應當派出調停員進行調停。

　　同時，《規定(草案)》中還明確規定：三方協商會議各方達成一致意見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會議確定的起草方負責起草會議文書，交與會各方簽字確認后以三方協商會議名義印發。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將三方協商會議制作的會議文書、會議記錄報送同級人民政府。該會議文書應當作為本部門制定、實施勞動關系方面相關政策、措施的依據或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