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采編人員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擾，阻礙新聞采編人員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第８個記者節來臨之際，新聞出版總署就保障新聞采編人員合法采訪權利發出通知。筆者愚見，靠一紙通知恐難保護合法采訪權。（2007年11月6日人民網）
　　
　　新聞采訪活動是保證公眾知情權，實現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途徑。記者作為“無冕之王”，是社會監督和社會正義的守望者，這已成為常識共識。十七大報告，也把新聞監督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來，新聞采訪報道涉及領域日益擴大，內容日趨深入，形式日趨多樣，影響力也越來越廣泛，但問題同樣突出。安徽樅陽縣曾出臺文件要“全程陪同”采訪，被輿論批評為“軟暴力”；廣州衛生局曾規定醫院受訪須提前報批，《新快報》發表社論稱《市衛生局開錯藥》：“這個規定傷害了市民的知情權——這是官長作風。
　　
　　更有甚者，一些單位及人員粗暴干涉新聞記者的正常采訪活動，甚至出現毆打記者、毀壞采訪器材等惡性事件。“記者采訪遭毆打”百度一下，可得到25100篇。前幾年，新華社記者顧立林在采訪河南登封市昌達煤礦透水事故時，曾向現場救援人員出示了新華社的記者證，還特別出示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有關支持新華社記者采訪突發事件的文件”，如此才勉強被同意允許在較遠的地方拍照。但不久，“現場負責維持事故現場秩序的市公安局副局長張敏大喊：‘把他的相機奪過來！把膠片摳出來。’相繼有八九名不明身份的人員，對記者拳打腳踢。記者大聲呼喊“救命”，不僅近10名警察無動于衷，負責聯系記者采訪的宣傳部副部長和安監局副局長也只是靜觀”。當中央文件都保護不了記者的采訪權時，新聞出版總署“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擾，阻礙新聞采編人員合法的新聞采訪活動”的一紙通知，究竟又具有多大的權威和效力？
　　
　　輿論監督是被學界稱為“第四種權力”。要想監督政府，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監督手段以外，最有效、成本最低的監督就應該是輿論監督了。一方面黨和政府重視輿論監督，人民群眾歡迎輿論監督；另一方面記者采訪權和人身權利屢受暴力侵害，輿論監督步履維艱。尤其是記者充當了地方黑幕的揭露者，成了官場捂蓋子游戲潛規則的顛覆者，甚至成了官員頭上烏紗帽的搗毀者，不得不經常處在金錢與暴力的雙重威迫之下。要么你繳械投降，成為權力的仆從，成為政府和官員的吹鼓手，要么就必須毅然抗爭，甚至要作你死我活的“血拼”，這可以說是恪守真實報道職業道德，不屈從于權力、金錢和邪惡的記者們的宿命。
　　
　　問題的關鍵正是，當阻撓記者采訪、毆打記者到了司空見慣而又得不到有效阻止和嚴厲制裁的時候，就該反思制度缺陷和法律失位了。用以調整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與政府、公民、法人之間，在新聞活動中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的新聞法，通過用法律規范新聞行為，為新聞采訪定位，明確記者和編輯的民事權利和義務，明確采訪對象的民事權利和義務，確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企業團體等被監督對象的義務，不僅可從根本上遏制假新聞、新聞剽竊滋生蔓延等現象的發生，而且也可為合法采訪撐起保護傘。
　　
　　然而，新聞立法卻一直進展遲滯，不能令人樂觀。中共中央自十三大（1987年）就提出要抓緊制定新聞出版法；全國人大在八屆人大期間（1992年-1997年）的立法規劃中就有新聞法、出版法。1997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了《新聞出版業2000年及2010年發展規劃》，提出“到2010年新聞出版法制建設要建立以《出版法》、《新聞法》和《著作權法》為主體及與其配套的新聞出版法規體系”。1998年11月23日下午，時任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德國《商報》駐京記者思立志采訪時亦稱，我們將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新聞法。直到今天也是“只見樓梯響”，不能不引以為撼事。#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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