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于6月出臺的《勞動合同法(草案)》自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后，立法機關一個月內收到19萬余條意見，這個數量甚至超過《物權法》。如何在保護勞動者和企業之間進行權衡，曾引發激烈爭論。

　　強調保護勞動者權益還是保護勞動者和企業雙方利益并重，這個爭論既是學術爭鳴，又是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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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合同法立法決策主體起論爭

　　《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 袁 婷

　　2007年5月28日上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與法研究基地”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名為“《勞動合同法》草案學術研討會”。組織會議的李老師說，這個研討會主要邀請主持勞動法律關系工作的一線工作者參加，希望透過他們的實際案例和工作體會，尋求當前勞動合同問題的解決方案。類似的會議，在這里已經舉辦了三次。

　　是專家閉門造車還是走群眾路線

　　在這次會上，受邀參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位著名研究員發言，引發了爭論。他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已經20余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他在“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及“國有企業改革”等課題上，是國內重量級經濟學家。他曾就宏觀調控問題致信國務院總理，引起媒體和社會較高的關注。

　　在5月28日的會議上，當主持人邀請這位研究員做自我介紹并就當天的議題談談想法時，研究員說：“我對《勞動合同法》了解不多，在今天之前也沒有學習過這個草案，今天是學習、吸取營養來了。”

　　這番發言引起了另一位參會嘉賓的不滿。代表北京市律協勞動法專業委員會參會的許女士當即表示：“為什么今天來參會的大部分人士都‘云里霧里’。我感覺，今天的會議從規格到水準都與清華大學的名望不符！”

　　許女士的話，引得一些參會嘉賓頻頻點頭。社科院的研究員則不同意許女士的看法：“我覺得今天的會議恰恰好在沒有請來更多權威學術專家。現在一些法律草案的討論會、修訂意見征詢會都開成了專家座談會，我覺得反而像這次請一線工作者來討論的會議才是一個好的趨勢。”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沈原教授隨后也對許女士的質疑進行了解釋，他說，當天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促進一線工作者之間的交流，所以刻意避免邀請更多學術專家。

　　然而，沈原教授的回答似乎并沒有讓許女士滿意，她堅稱高規格、高水平的學術討論很有必要。社科院研究員則再次反駁：目前立法應避免專家閉門造車，應走群眾路線。

　　于是，這場研討會引發的爭論，逐漸由當天的會議規格升級為立法決策中專家與社會各界的關系等深層問題。

　　只有專家才能看懂的立法并不成功

　　“我在《物權法》制定的過程中就有深切感觸，一些法學專家不和法學界以外的人討論草案，我幾次想和法學家探討《物權法》草案中的幾個問題，但都被拒絕，理由就是你不懂法學。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一個與法學聯系比較密切的學科的研究者，尚且被拒之門外，那么普通的群眾想要和草案的草擬者對話，表達意見，可以想象有多么困難！”這位研究員激動地說。

　　研究員的話得到一些嘉賓的認同。一位來自廣告公司人事部的一線工作者說，自己雖然從事人事關系管理工作，但對于勞動合同法還不太懂。她覺得雖然草案也向社會征集意見，但征集意見的做法還是偏于高端，因為非法學專業的人難以讀懂草案，最后還是由專業人士來討論。

　　許女士再次發言：“專家在立法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取代的，社會各個階層都有獨立的意思，如果沒有專家來進行分析、取舍和平衡，那沒有一部法律能順利出臺。”

　　社科院研究員反駁說：“我們現在有些專家成為某個行業的代言人，更有甚者成為某個企業利益代言人，這樣的專家立法公平性可想而知。比如強調保護家政人員的勞動權益，我自己請保姆，如果我來擬法律，如果強調保護保姆，我自己的利益會不會受損失。比如電信行業需要立法，如果專家身兼企業顧問或者行業協會管理者，他有行業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那么他在草擬法律的時候，如何保證公平，保證最大程度保護消費者利益？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專家進行博弈，立法就會成為利益博弈、互相妥協的結果。”#p#分頁標題#e#

　　研究員的話再次激起熱烈討論。一些嘉賓表示贊同研究員的意見，而幾位律師則堅決地站在許女士一邊，捍衛法律專業工作者在立法過程中的尊嚴和貢獻。一位女律師表示，不用說最近的一部《物權法》，之前《合同法》、《婚姻法》的出臺，都有無數的法律工作者參與意見、反復修改。比如當時對是否將“第三者”寫入《婚姻法》，社會上的意見截然不同，正是專家從社會穩定大局著眼，選擇了現行法律的表述方式。

　　研究員進一步解釋自己的觀點：“我從來不否認專家在立法中的作用，但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只有法學家才有發言權。法律確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科，但像《勞動合同法》這樣與我們老百姓密切相關的法律，如果只有專家才能看懂，才能說明白，那么這樣的立法并不成功。”

　　研究員的這番話終于博得會場暫時的一致認同。

　　立法宗旨是單保護還是雙保護

　　其實，這次研討會上的爭論焦點，如何開門立法、誰是立法決策主體、立法決策的民主化問題，不僅是近兩年來的熱門話題，也正伴隨著《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三審一路走來。

　　勞動合同法草案是我國第十三部面向社會開門立法的法律草案。2005年12月，勞動合同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2006年3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通知，從即日起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

　　2007年4月24日，草案提交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進行三審。目前社會上熱議的正是草案三審稿。當時草案向全社會公布后，一個月內共收到各地群眾的意見共19萬余件，關注度甚至超過《物權法》。

　　著名勞動合同法專家、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全興教授說，社科院那位研究員所談的專家代表不同利益的問題，在《勞動合同法》草案的根本宗旨“單保護”還是“雙保護”的爭論上，也有所體現。

　　“從草案公布開始到現在仍然在爭論的一個問題，這次三審的時候也提出來，就是這個法律是保護勞動者，還是企業和員工共同保護。一種傾向是主張立法基本的宗旨應該是勞動者權利保護，我的基本想法也是這個。另一種傾向是雙保護。爭論比較激烈，這些意見在二讀和三讀的過程中，立法機構都在相當程度上吸收了各種有益的可行意見，在這方面，草案越修改越接近完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合同法（草案）研究》課題組組長常凱教授說。

　　王全興教授說，其實任何一個法律部門或任何一部法律，對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都會給予保護，但在立法目的條款中有的重“雙保護”表述，有的重“單保護”表述。這只是表明偏重或傾斜保護某方當事人合法權益，即對某方當事人的保護力度相對較大，并不意味著只保護某方當事人不保護他方當事人。

　　王全興教授和常凱教授都贊同勞動合同法在立法宗旨上采取“單保護”表述。“我國經濟發展正陷入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勞動收入增長緩慢→內需不足的惡性循環，而打破這一惡性循環的關節點，在于加大勞動法保護勞動者的力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王全興教授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

　　常凱教授說，《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基本宗旨應該是勞動者權利保護，這是不能變的，對于企業也保護，但應是在勞動者保護的基礎上。他認為中國的勞工標準不但不高而且是比較低的，不能長期這樣下去，那樣對企業自身發展、國家競爭力都是不利的。

　　王全興教授介紹說，當前確實有一些法學家主張“雙保護”，強調保護企業利益。主張“雙保護”表述的理由主要是，認為當事人雙方地位平等是合同的一般屬性，而勞動合同也應具有這種屬性。勞動法在總體上已經強調偏重保護勞動者，所以單個的勞動關系法如勞動合同法，偏重保護的程度應弱化。也有人認為，勞動者并非都是弱者，實踐中經常出現高管人員、技術人員隨意跳槽而使企業利益受損的現象，“雙保護”表述有利于保護企業利益等。#p#分頁標題#e#

　　對于這種觀點，王全興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強資本、弱勞動”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的普遍格局，雖然高素質勞動者的地位相對高于普通勞動者，但在勞動者中所占比重很小。并且他們損害企業利益的現象，遠遠少于企業侵害勞動者的現象，故只需對高素質勞動者隨意跳槽等行為做出限制性和懲罰性規定，不必為此在立法目的中做雙保護表述。他說，單、雙保護說法之爭，既是一個學術爭論，也有利益博弈。

　　草案見證立法決策民主化

　　由此，法律草擬者與立法決策主體的關系變得微妙。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王錫鋅認為，法律草案草擬者從立法機關到專家再到普通學者、一線工作者以及公眾最大限度參與，見證了立法決策主體民主化的歷程。

　　王錫鋅將立法機關獨自立法比作“關門立法”，“關門立法”造成的法律滯后和不公正在一段時間內比較突出，因此立法機關委托專家學者立法隨后廣泛出現。《合同法》的制定是專家參與立法工作的典型。

　　北京大學一位博士研究生在論文中指出：“在1979年至今的立法快速發展時期，立法工作中專家參與的程度，參與逐步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都是以往時期所不能相比的。但專家在參與立法活動時也表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第一，專家在很大程度附隨于立法機關；其次，專家參與立法的深度和廣度不夠，比如《合同法》草案后期的修改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去滿足各部門的利益分割，而專家的參與程度略顯不夠；第三，專家的選任在公開和程序的公正方面，難以采取制度化的運作方式。”

　　從“關門立法”到最大程度地吸納公眾參與的進程中，有兩部法律法規值得特別提出。一個是《民事訴訟法》修訂案。目前，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已收到4份《民事訴訟法》修訂的專家建議稿。而中國人民大學版本的專家建議稿，是由法學博士孫邦清在江偉教授的指導下直接起草，成為普通學者立法的典型。

　　前不久，廣州市公布《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走到公眾參與立法的前沿。《辦法》規定，在政府制定規章過程中，鼓勵全方位、全過程的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并且設置一系列保障公眾參與的有效性機制。北大王錫鋅認為，這從制度上給公眾參與打開了大門，傳統思維下的閉門造車將被廢止，政府的操作空間、部門利益將極大縮水。

　　對于《勞動合同法（草案）》來說，人們寄希望于這部法律成為見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進程的另一代表作。據國務院法制辦課題組組長常凱教授透露，草案第三審的修改主要屬于技術性的問題，有望在6月份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