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許婷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4月28日下午,中央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機制建設工作會議一開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舉出了中航油陳久霖的例子。他表示,造成中航油事件很重要原因之一是“
法律意識淡薄”。他還著重強調,“相關責任人一定要追究責任。”據悉,中航油事件將成為中央企業資產損失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后處理的第一例。
面對包括中國網通總經理張春江、中國聯通總裁尚冰、中國鐵通總經理張永平在內的400多位中央企業和地方國資委法規負責人,李榮融強調一定要嚴格依法辦事,重視法律風險,“到目前為止,中央境外企業和中央企業所屬二級以上境外子企業已經達到693戶,中央企業境外單位資產總額6299億元,海外上市公司,海外的子企業、孫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任命必須慎重。”
外表溫順的巨蟒
“光著身子的小孩坐在狹窄的水盆里,正在洗刷巨蟒,孩子專注的神情和‘溫順’的巨蟒形成一幅詭異的圖象”。國資委政策法規局局長張德霖在介紹國外知名企業法律風險防范經驗時,再次提及了這幅名為“了解風險是關鍵”的圖片。他的意思是,很多風險其實都是外表溫順的巨蟒。
“了解和熟悉被投資國的法律環境,依法加強對駐外機構和境外企業的管理,重視和加強法律風險防范,是擺在中央企業面前的一個現實而又緊迫的課題。”李榮融再三強調,重視和加強法律風險防范,是國有企業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現實需要。
李榮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跨境經營帶來的法律風險,國資委起草的《重大決策失誤責任追究辦法》和《重大資產損失責任追究辦法》最早將于6月出臺,其中將明確企業總法律顧問在參與經營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職責任。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認為,企業總法律顧問的特點在于能夠并且應該進入企業最高決策層,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從源頭上為企業規避法律風險,從而改變企業長期以來法律顧問“哪里有官司哪里上”的工作模式。
“過去我們的企業高管們出訪或者與外商談判時,基本不會考慮到法律顧問的參與,后來發現人家大多帶著
法律事務人員參與談判,才逐漸意識到法律顧問的重要性。”某運營商內部高層人士對記者說。
該人士還表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對當地的法律規定不十分清楚,對有關國際條約、協議不十分了解,因而容易引發
涉外法律訴訟,造成工作被動。
“中央企業法律風險防范等級是和國企生存的國內環境相適應的,一旦走向國際市場,其遭遇的法律風險將會隨之攀升。”路偉國際
律師事務所(Lovells)北京代表處執行合伙人呂立山律師認為,在單一計劃經濟環境下,企業的法律風險幾乎為零,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越高,法律風險也將隨之攀升。
對此,黃淑和明確表示,中央企業要“走出去”,先要法律走出去,否則就要吃大虧。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增強的新形勢下,能否有效防范企業法律風險,是對企業決策水平和經營能力的重要檢驗。
風險防范不得不為
據國資委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國資委成立三年來,收到中央企業請求調處的重大糾紛案件221件,涉及中央企業110多家,直接涉案標額達269億元,間接涉案金額超過500億元。張德霖表示,從涉案企業看,80%發生在二級以下子企業,有的甚至發生在四、五級子企業,充分暴露出一些中央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組織結構不合理,資產配置鏈條過長,對下屬子企業管理失控。
據張德霖介紹,目前從涉案的標額看,許多案值往往很大,有些案件一旦敗訴,企業多年的經營積累就可能毀于一案,給企業造成災難性的損失。張德霖指出,中央企業重大法律糾紛的案件產生的原因較為復雜,但核心問題是:決策草率,法律審核把關不嚴,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進行法律論證,缺乏必須的制度和機制保障。#p#分頁標題#e#
李榮融對此的解釋是,目前涉及國有資產監管重點領域的立法還需加快研究論證,國有資產監管法規體系尚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央企業依法決策、依法經營的核心理念還未完全確立,崇尚法治和追求創新的企業文化氛圍尚未真正形成。法律風險防范還未納入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一些企業重大決策、重要生產經營活動的法律論證和審核把關不嚴,個別企業盲目決策、草率投資、違規進入高風險領域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中央企業建立企業
法律顧問制度和法律風險防范機制的工作進展不平衡,企業總法律顧問的專業化程度和水平亟待提高。
電信央企任重道遠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正在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參與世界競爭的電信央企已經做好了相應的法律風險防范準備。
按照國資委的統一要求,電信央企在企業改制重組中力爭把好法律關,做到法律工作參與決策論證、制度安排、程序設計、方案審核和文件把關的全過程,依法界定和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依法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防止由于法律事務工作的缺失而給企業帶來的隱患。
據知情人士介紹,目前實現海外上市的四大運營商已經相繼對法律環境變化以及對經營管理的影響作用作了系統的風險評估。從運營企業有意向達成的海外合作來看,國際化經營涉及了諸多法律問題,這些業務意向多數位于發展中國家,政局變數大,法律穩定性差,法律風險更大。而對于境外上市公司而言,來自境外監管機構和投資者的關注和監督較多,依法運作的要求更高。
有專家指出,法律風險以可能導致法律責任為主要特征,分布廣泛,但主要集中在交易、權屬和監管領域。對于電信央企而言,在注重提高全員防控法律風險的同時,重點要在容易引起法律責任的關鍵領域加強防控機制建設。
按照國資委的要求,隨著市場經濟
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力爭成為跨國企業集團的快速推進,電信央企防范法律風險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