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民他字第７號關于舒永基訴舒祥鴻房屋糾紛案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我們認為，原告舒永基和被告舒祥鴻在舒承莘、舒承茂和舒承藩早年夭折后，分別由于他人主持“過繼”給死者為嗣子，這都屬于封建性的“過繼”、“立嗣”。據此，我們同意你院報告中的第一種意見，即按照我國繼承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有關規定和一貫政策，原告舒永基、被告舒祥鴻均非合法繼承人，對所訟爭的房屋都沒有繼承權。訟爭房產既在１９５１年土改時確權為程月華所有，程死后，如其確無法定繼承人，其遺產即應按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上述意見，供你院參考。

附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舒永基訴舒祥鴻房產糾紛一案的請示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
　　舒永基（在臺）訴舒祥鴻房產糾紛案，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終結，在報送我院審查法律文書時發現該案政策性較強，涉及土改、私房改造、繼承、對臺等有關政策法律，且在討論中我們意見也不一致，特報告請示。
　　原告：舒永基，男，６６歲，漢族，本省績溪縣人，現住臺灣省臺北縣中和市忠孝街３７巷５６號。
　　被告：舒祥鴻，男，６３歲，漢族，本省績溪縣人，清潔工人，住績溪縣華陽鎮舒家巷２５號，系原告堂弟。
　　座落績溪縣華陽鎮舒家巷１３、１５號兩幢樓房，原系舒正遇（早死）與兩子舒樟福（１９１９年死）、舒柏芳（１９２４年死）所建（全家均經商于浙江省武義縣）。舒樟福與妻胡龍珠（１９３２年死）生有一子三女（均死），子舒承藩１７歲死后，其母曾要被告舒祥鴻（當時７歲）“一子兼祧”，過繼給承藩為子＜后于４８年１月補立過繼文書，被國民黨保安隊抄家丟失，現有親戚葛淑葵（被告嬸母）、胡芙蓉（稱胡龍珠為姑婆）、章基文等人證明＞。舒柏芳與妻程月華生有兩子一女（均死），子舒承莘、舒承茂均幼年夭折，１９４８年１月在程月華主持下，經親戚房族將舒永基（４７年被抽壯丁當兵，解放前夕去臺，現在臺有妻及兩子一女）過繼給承莘、承茂為子（現有《繼書》及未死的親族舒輔漢、舒祥鴻證明）。１９５１年土改時，兩幢樓房均登記在程月華名下（未分過家），程因生活無來源（解放前依賴經商），除留下１３號樓房中兩間住房與傭人程富娥（系沾親的孤寡老人來此陪伴）分住外，其余住房連同１５號全幢樓房均出租收取租金為生。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程月華去世（時年７７歲），房租由程富娥收用。１９６０年程富娥死，被告舒祥鴻即以“過繼”為由將全家搬入１３號樓房居住。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５號樓房以被告名義被納入改造，每月經租費１．６０元由被告收取到１９６５年底，１３號樓房全部保留歸被告作自住房。１９８５年落實私房政策時，舒祥鴻向縣落實私房政策辦公室申請退還１５號被改樓房，并函告堂弟舒子昂（原告胞弟。住浙江省武義縣銅琴鎮桐三村）、堂妹舒月明（原告胞妹，住浙江省武義縣溪里鄉郭洞下宅村）亦申請績溪縣私改辦公室退房。１９８７年９月績溪縣政府以（８７）１７１號文決定維持原對１５號房屋私改的結論。１０月舒永基即書面委托舒月明、舒子昂代為處理、保管、使用上述兩幢樓房，并于同年１２月底向法院起訴，提出“解放前曾過繼給程月華為孫，程死后因我在臺無法返績繼承，現１３號樓房為被告侵占，１５號樓房因被告出租而改造，故要求被告舒祥鴻歸還１３號樓房的產權和明確１５號樓房在私改前的產權歸屬。”被告舒祥鴻則以“雙方均過繼給舒樟福、舒柏芳為孫，因此都有權繼承，房產應屬共有，不存在侵占問題”進行答辯。
　　一審審理認為：座落績溪縣華陽鎮舒家巷１３號、１５號兩幢樓房，土改時確權歸程月華所有，程死后樓房屬程遺產，原告舒永基雖“過繼”給程死去的兩子為嗣，但與程從未共同生活。且“過繼行為又屬封建宗法社會的產物，不應受到法律保護，故原告無權繼承程月華的遺產，擬判決駁回舒永基的訴訟請求。”
　　案經我院討論有２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被告的“過繼”均未與“過繼”父母或“過繼”祖父母共同生活，沒有形成扶養關系，按照歷來政策規定，兩人均非合法繼承人，因此，原審單純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而未表明被告有無繼承權不妥，這樣會引起在臺一方的誤解，必須判明原、被告對此房產均無繼承權，然后按民訴法第１４１、１４２條的規定處理，另一種意見認為原、被告均系解放前“過繼”，雖未與“過繼”父母或“過繼”祖父母共同生活，未形成扶養關系，但就原告一方來說有其客觀原因，而被告一方在房屋私改時政府又承認了他的產權，從歷史事實考慮對此房產以雙方共有進行析產處理為宜。
　　以上兩種意見，我們傾向于第一種處理意見，但因涉及對臺政策，為慎重起見，特報請示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