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補償”與“離婚賠償”的比較適用 ? ? ? ? ? ? ? ?作者：劉用律師 ?來源：法律網 ? ? ? ?修改后的《婚姻法》確立了不少新的制度，使我國的婚姻家庭制度日臻完善，對于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第40條確立的離婚補償制度和第46條確立的過錯損害賠償制度，即是兩種嶄新的制度。但由于法條對這兩項制度的規定極為原則，在具體案件的適用中，許多情形不甚明了。本文試將這兩種制度從不同的側面進行比較研究，正確理解和把握它們的要義，以便在司法實踐中準確地進行適用。 　　一、“補償”與“賠償”之異同 　　（一）兩種制度的界定及其意義 　　《婚姻法》第4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該條確立了我國的離婚補償制度。這一制度的建立，體現了對當事人在婚姻與家庭中所作貢獻的客觀評價。婚姻和家庭生活，要求配偶雙方在感情、時間、精力、經濟等各方面持續不斷地投入。但就多數婚姻而言，夫妻對婚姻家庭的貢獻與從中獲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實際生活中，承擔了較多家庭事務的一方，往往其職業發展和其他方面受到了較大牽制。而配偶他方，則基于對方的奉獻與犧牲，從婚姻家庭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一旦婚姻解除，以往為撫育子女、照顧老人和料理家務花費大量心血的一方一無所獲；而另一方則躊躇滿志地拂袖而去。只有對經濟地位較低一方實施救濟，社會的公平才能體現。 　　《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該條確立了我國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所謂離婚過錯損害賠償，指由于配偶一方的過錯，如實施了姘居、重婚、遺棄、虐待或謀殺配偶的行為，造成無過錯方物質損失和精神痛苦，導致婚姻關系破裂而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向過錯方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某些離婚案件，由于一方當事人的重大過錯而導致夫妻感情破裂，另一方當事人因為對方的過錯在物質和精神上遭受了明顯的損害，建立過錯損害賠償制度，使有過錯一方受到經濟上的制裁，使無錯方得到特質賠償和精神撫慰，有利于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促使當事人在婚后自覺遵守婚姻制度的有關原則，珍惜并維護現存的婚姻關系。 　　（二）兩種制度的共同點 　　（1）必須在離婚時提出。離婚前，雙方還是合法的夫妻關系，沒有必要提出請求，且法院未介入，缺乏裁決者；（2）只能由一方提出，即法院只能支持一方的請求。補償制度中，不可能兩方都對家庭盡了較多義務，除基本相當外，只能有一方較多、一方較少；賠償制度中，損害賠償只能由無過錯方提出，如果雙方均有過錯或雙方均無過錯，都不適用此制度。 　　（三）兩種制度的不同點 　　我們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二者的不同點進行比較分析。 　　1、制定的依據不同。“補償”制度的確立，依據的是男女平等原則。男女平等原則體現在家庭中，不應僅僅是使用自己姓名權利的平等、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義務，對于共同財產的所有權、遺產的相互繼承權，還應當體現為對家庭承擔平等的義務。當然，各個家庭有各自的不同情況，由于某種原因，夫妻的一方愿意將應由對方承擔的家庭義務，如撫育子女、照顧老人、做飯、清潔衛生等家務勞動的一部或全部承擔過來，給對方更多的精力去進行個人深造、發展事業等等，當然這種義務的承擔是以維持夫妻關系的存續為前提和期望的，一旦離婚，這種多承擔義務的期望值便驟減為零；而另一方因為對方多承擔的義務卻獲得職位的升遷、職業聲譽的提高和財富的積累等有形或無形的資產。這些資產中凝聚著對方的汗水和勞動，所謂“軍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在婚姻關系解除時，把這部分從對方得到的資產補償給對方，正是男女平等原則的體現，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則。而過錯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依據則是婚姻本身的契約性質。西方學者18世紀就指出婚姻是一種契約行為。雙方一旦結婚，就必須受某些條款的拘束，如果一方做出重婚、虐待、與他人同居等違反條款的事，導致契約的破裂，則應賠償因此給對方造成的損失。 　　2、請求提起的條件不同。“補償”請求的提起，是因為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對家庭和婚姻付出了較多義務，而對方因此在既得財產和可得財產的累積上與付出方形成了剪刀差，這種付出與離婚的原因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賠償”請求的提起，是因為對方的重大過錯給己方造成了明顯損害。這種過錯行為屬法定四種行為之一，且這種過錯行為直接導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與離婚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如果一方有法定四種過錯行為，卻不是離婚的直接原因，或者雙方均有過錯并導致了離婚，則都無權提起賠償請求。 　　3、兩種制度救濟的對象不同。“補償”的救濟對象是為家庭和婚姻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多為經濟地位較低者：“賠償”制度的救濟對象是無過錯方，亦即受損害方，這一方不一定是經濟地位較低者。 　　4、“補償”與“賠償”的內容不同。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因對家庭多付出了義務而使己方所得財產或預期所得財產相對少于對方，故而提出要對方予以補償的請求，由此可見，“補償”是基于財產分配的公平性，其內容是物質利益即財產利益。而過錯“損害賠償”制度則不同，賠償的內容既有物質利益的損失，也有精神利益的損失。在《婚姻法》46條所列請求損害賠償的4種情形中，第（三）、（四）種情形含有物質損害的內容，如實施家庭暴力給對方造成的醫療費、營養費、誤工費的損失，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時物質上的限制等。四種情形中，更多的是精神損害，重婚、與他人同居侵犯的是配偶的忠實權，造成的損害主要是精神上的，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侵犯的是配偶和家庭成員的生命健康權，也在一定程度上給無錯方造成了精神損害。 　　5、二者適用夫妻財產制的范圍不同。補償制度只適用于實行夫妻約定財產制雙方離婚時的情形，凡是實行共同財產制的夫妻，無論是一般共同制，或者婚后所得共同財產制，或者限定部分共同制，無論夫妻雙方對婚姻家庭貢獻差別多大，均不適用補償制度。過錯損害賠償制度則不受此限制，它既可以適用于約定財產制的夫妻，也可以適用于共同財產制的夫妻。 　　6、立法的側重點不同。離婚補償制度平等地適用男女雙方，但立法的側重點在于維護已婚婦女的合法權益。因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丈夫超出法定義務，全力地、默默地支持妻子在社會上發展的情形。更常見的是已婚婦女們，自覺地或無奈地承擔起了主要的家庭照料責任，由于家庭生活占用的時間、精力較多，他們的社會發展往往受到了較大限制，配偶對方則因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社會發展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或者有了較大的謀生與賺錢能力，有了較好的發展前途。從救濟對象比例來看，補償制度更重在保護婦女的權益。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在平等地適用男女雙方的同時，立法的側重點在于懲罰過錯方、維護現有家庭的穩定。《婚姻法》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和婚姻家庭關系的義務。當配偶一方實施《婚姻法》第46條列舉的4種行為時，就違背了《婚姻法》所確定的基本準則，給對方造成了物質損害和精神痛苦，只有對這些行為予以制裁，才能維系正常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系，從而倡導健康向上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7、目的不同。離婚補償制度的目的只有一個，可稱為“超支彌補”，即對配偶一方主要是女方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給家庭作出的額外貢獻，給予適當的補償，實現權利義務 “收支平衡”。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填補損害。過錯方的物質、精神損害，雖然不能完全用財產衡量，但是，一定財產的支付對受害人的物質利益和精神痛苦，具有填補損害的作用。第二，慰撫受害方。即慰撫受害方的心靈，減輕其痛苦。雖然人的精神損害是難以用財產補償的，但是財產畢竟還是有價值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人的需要。由侵權人賠償受害人的精神損害，是對受害人感情和精神損害的一種安慰，平息或中止受害人的怨憤、報復等不良感情折磨，有助于受害人恢復身心健康。第三，制裁過錯方。讓過錯方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是婚姻法對漠視配偶利益、違反婚姻義務和婚姻行為的譴責和懲戒。這種制裁不僅是對侵權人的懲罰，而且對他人也起到警示和預防作用，使行為人預見自己的過錯行為將產生的不利后果，以減少這類侵權行為的發生，從而維護婚姻家庭的穩定。 　　二、關于舉證責任問題 　　婚姻法屬民法范疇，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當然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該項規定原則上也適用于“補償”和“賠償”制度，即提出“補償”或“賠償”請求的一方，對自己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 　　（一）補償請求權人的舉證責任 　　補償請求權人應對下列事實承擔舉證責任：（1）夫妻雙方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2）請求權人對婚姻家庭作出了額外的貢獻；（3）相比較而言，被請求人的社會地位或經濟地位明顯優于請求權人；（4）被請求人有能力支付所請求的數額。我們認為，只要請求權人能夠證明自己對婚姻家庭作出了額外（這種額外是明顯的）的貢獻、對方的社會地位或經濟地位明顯優于自己，就可以推定，這二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當然，補償請求的數額應以被請求人有能力支付為限，否則，補償制度就會迷失其設立的目的。 　　（二）離婚過錯損害賠償請求權人的舉證責任 　　這里應分別情形。在《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一）、（二）情形下，賠償請求權人須對以下事實承擔舉證責任：（1）對方與他人存在重婚姻、同居關系；（2）因對方與他人重婚、同居而導致的己方財產、身體、精神上的損害結果；（3）對方與他人重婚、同居行為與己方損害結果間的因果關系。根據最高院《證據規則》第九條第（三）項“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濟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除物質損害外，一般而言，只要一方配偶與他人存在重婚同居關系即可推定相對方配偶因此而導致精神受到損害。因此，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對于精神損害之結果與對方的重婚、同居行為間的因果關系等要件事實免于舉證。在上述由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承擔證明責任的數項事實中，以第一項事實之證明最難，而證明姘居較之證明重婚更難。因為姘居的行為與重婚相比具有隱蔽性，若對這一證據一味苛求，逼得請求權人大動干戈，闖入他人住宅尋找“鐵證”，容易使民事糾紛激化為刑事案件。我們認為，對于隱蔽性較強的證據，亦可憑間接證據的鎖鏈加以推定，無需過錯方的自認或直接證據。這樣更能體現該制度對過錯方利益的保護。 　　而在《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三）、（四）兩種情形中，得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即由過錯方舉證，證明某些行為自己并無過錯。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一方對其他成員實施毆打、捆綁、禁閉、體罰等方法和強制手段，對其他成員從肉體上、精神上、性等方面進行傷害、強迫和摧殘的行為。虐待家庭成員是指以打罵、限制人身自由、強迫過度勞作、有病不給診治等方式，從肉體、精神、性等方面對家庭成員折磨、迫害、摧殘的行為。遺棄是指家庭成員中有扶養義務的人，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成員，拒絕履行扶養義務的行為。由于這三種行為均具有家庭隱蔽性，一般無其他證人在場，要求提出請求方對受損害的過程進行過細的證明是不現實的，因此，只要提出請求方證明受損害的結果，如傷痕、被過度折磨的病情證明、生活沒有來源等，即應認為完成了舉證義務，至于對請求方受損害的結果有沒有實施相應的行為的舉證責任，則由另一方來承擔，如果該方舉不出自己無過錯或請求方有過錯的證據，則應認定請求方的請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 　　（三）法院依職權取證。 　　由于提出請求一方能力的限制或者其他一些原因，法院有時也應根據請求方提供的線索，適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的規定依職權調取證據。例如，在證明是否為照料老人付出較多義務時，老人出于某種考慮不愿向請求方提供證言，法院此時就可以職權進行取證；在證明是否較多地協助另一方工作時，需要另一方單位和同事的證言，請求方也可能無法取得證據，法院亦應行使取證權；還有，在認定過錯損害賠償中，對于請求人提出的居委會、村委會有對方曾實施家庭暴力、虐待行為的調解記錄，或公安機關曾就上述行為進行過調解、行政處罰等，法院均應依職權前往調取有關證據。法院適當行使調查權，有利于弄清事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補償”、“賠償”幅度的確定 　　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可以有多種結果，如原告撤訴、調解和好、判決不準離婚、調解離婚和判決準予離婚，只有當調解離婚和判決準予離婚時，才有考慮“補償”、“賠償”幅度的必要。而調解離婚則是婚姻破裂的雙方對財產、子女撫養、住房的安排達成協議，如何“補償”，“賠償”多少，雙方完全自愿，好離好散，如果法院硬插一杠子，強調補償數額和賠償形式，則違反當事人本意，也必定影響調解的達成。唯有判決離婚是在當事人雙方就夫妻感情、財產分割等問題爭執較大，有時意見強烈對立的情況下，法院依法作出的，此時才有確定 “補償”與“賠償”幅度的必要。這兩種幅度，《婚姻法》和最高院相關司法解釋均未作出規定，筆者結合司法實踐，談談自己的觀點。 　　（一）關于“補償”幅度 　　1、“補償”的來源是對家庭付出較少義務方的既得財產和可得財產。“補償”請求權方因家庭義務較多承擔，不但使己方實得財產減少而且由于放棄了進修、深造的機會，使將來可得財產也明顯減少，而“補償”義務方由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得到對方的大力支持，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均得到了相當的積累，如果在離婚時僅考慮“補償”義務方有形資產的增加而忽視無形資產的積累，顯然不利于保護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對補償權利方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2、“補償”的具體數額。考慮到該項責任的性質是“補償”，故確定具體數額時應與補償義務方的經濟能力結合起來考慮，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形：（1）一般情況下，補償義務方應將婚后所得財產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補償給對方。同時，當只有一套住房時，優先考慮分給多付出義務方；（2）如果補償請求方有證據證明其婚后因義務的多付出致使直接損失超過補償數，法院可依查實的情況，適當提高補償額，但原則上不宜超過補償義務婚后所得財產的三分之二；（3）如果請求方多付出了義務，而對方并未因此增加自己的有形和無形資產，也就是說離婚時其資產總額還沒有請求方多，從“補償”本身的性質是由多補給少來看，這種情況下不宜支持多付義務方的請求；（4）如果有證據證明補償義務方因為請求方的大力支持而獲得了巨大的無形資產，法院在判決時可判令補償義務方將婚后所得財產全部（與其職業密切相關的財產除外）補償給請求權方，甚至可適當超出該財產數額作出判決（分期給付），這樣做可最大限度地鼓勵那些為家庭作出犧牲者，同時也不至于使補償義務方在承擔補償義務后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水平。 　　（二）關于“賠償”的幅度 　　由于過錯損害賠償既有物質財產的內容，又有精神損害的內容，因此，確定“賠償”的幅度不應以過錯方婚后分得財產為限，必要時其婚前、婚后個人財產、離婚后可得財產均可納入“賠償”的范圍。 　　1、過錯方喪失離婚后分得房屋的優先權。（1）當離婚雙方只有一套住房，且又無法分割時，則過錯方對因其過錯導致離婚后的住房困難，理應自行承擔責任，無論產權房還是使用權房，皆喪失分得房屋的優先權；（2）如果無過錯方在他處有住房，或具備自行解決住房的能力，而過錯方確需解決居住問題，則夫妻原住房可判決給過錯方，但無過錯方因此所受到的直接經濟損失，應按該住房當地市場價的三分之二對價判令由過錯方給付；（3）如過錯方因撫育未成年子女而必須取得夫妻原住房的居住權，法院可在保護兒童和保護無過錯方之間酌情裁判，不受過錯方喪失原住房優先權的限制。如無過錯方因此受到經濟損失，按上述辦法處理。 　　2、損害賠償的具體數額。確定具體數額可分兩個層次來考慮。第一個層次是物質損害賠償部分。過錯方因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造成受害方物質損害的，應根據過錯方舉證、法院認定的損失數額按實如數判令過錯方賠償；第二個層次是精神損害賠償部分。過錯方由于為法定行為而導致離婚并給無過錯方造成精神損害的，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的六種因素綜合考慮，主要為下四個方面： 　　第一，精神損害程度。可以考慮受害人所遭受精神傷害和精神痛苦的程度，如出現憤怒、恐懼、焦慮、沮喪、悲哀、羞辱等情緒障礙；因精神和感情受到損害導致身體患重病；精神抑郁、恍惚；不思飲食與睡眠，影響工作和生活；因此精神分裂或其他精神病；自殺未遂；是否有后遺癥，等等。由于其損害結果涉及人的身體和精神方面，根據司法鑒定作出相應判決。 　　第二、加害人過錯程度。過錯嚴重的，可能給受害人造成激忿、怨恨等情緒傷害。造成受害方精神利益損害大，為平復這種傷害，應酌情增加撫慰金的數額，也體現制裁的程度。如果加害人只有輕微過失，受害人較容易諒解和容忍，制裁也應較輕。 　　第三，具體的侵權情節。可以考慮加害人侵權行為方式、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等確定其情節之輕重。如重婚與通奸相比，重婚過錯行為嚴重，侵權方式惡劣，屬情節惡劣。而通奸行為相對來說，其情節較輕。 　　第四，其他情節。如雙方結婚年限，雙方結婚時間長的，無過錯方對其婚姻具體生活投入較多，期待將來對方能夠回報的，因對方過錯一旦離婚，其未來預期收益期待破滅，離婚的痛苦加大，賠償金額相應要多些。反之，結婚年限短的，賠償金相應可少些。 　　具體到司法實踐中，可分為三個層次：（1）雙方締結婚姻的感情基礎較薄，或者一方是包辦、買賣婚姻、換門親等，婚后一直未能建立起夫妻感情，想離婚又迫于對方或雙方壓力，或者多次離婚均未成，而發生重婚、與他人同居行為的，法院依查明的事實，駁回損害賠償請求；（2）婚前基礎較好，婚后也建立起夫妻感情，但一方隨著職位的升遷或經濟收入的提高見異思遷而發生重婚、與他人同居行為的，應當支持無錯方的請求。如果夫妻實行的是約定財產制，則賠償幅度宜掌握在過錯方婚后所得財產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間，如此考慮是為了體現賠償制度的懲罰性；如果夫妻實行的是法定財產制，則賠償幅度應掌握在離婚所應分得財產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間；（3）過錯方實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遺棄家庭成員的行為導致離婚的，其賠償數額可控制在婚后所得財產或離婚時應分得財產的二分之一以內，但上述兩項財產過少，不足以消除無過錯方精神損害的不在此限。 　　需要強調的是，離婚損害賠償是由于過錯方的過錯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賠償，應由其個人承擔賠償責任，夫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不能成為賠償財產的來源。我們討論損害賠償幅度時，使用“離婚所應分得財產”作為量化的參照，并不是指司法實踐中可以直接以財產分割上的傾斜來取代賠償，而是指在財產分割之后，由過錯方以個人的婚前財產、婚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約定的其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分割后屬于其個人財產來進行賠償，不足部分予金錢給付，從而使賠償得以及時實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