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意見：

原告史甲無權向被告李丙主張債權

　　論據一：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史乙是借據的債權人，應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河北天樞律師事務所王學山：

　　從合同法規定的相對性原理來看，合同的雙方是史乙和李丙，史甲和李丙間不存在合同關系。所謂合同的相對性，是指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合同當事人之間，只能由合同當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履行合同的要求直至提起訴訟。除了法律直接規定或者雙方當事人特別約定外，合同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是不能向合同當事人提出給付請求的，當然也不對當事人間合同承擔義務或責任。本案中史乙在收到李丙償還的1萬元后給李丙打了書面收據，該書面收據即應視為書面民間借貸合同。應當認定，史甲與李丙間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史甲不是本案民間借貸合同的當事人，主體錯誤，故人民法院應依法駁回史甲的起訴。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郭明：

　　本案中的“無抬頭借據”不是物權憑證，也不是可轉讓的債權憑據，它只是一份民間借貸合同。借據絕不能像無記名提單那樣，當事人持有憑證，即可向其履行義務。本案仍應探究合同的真實締約人。本案中李丙向史乙借了2萬元，從史乙陳述來看，2萬元的交付也發生在二人之間。后李丙歸還1萬元，史乙接受，并出具收據。合同的履行未有他人介入，法律關系均發生在雙方之間。依照社會習慣、經濟交往中的一般情況，完全可以認定史乙、李丙之間存在借貸合同。

　　論據二：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觀點，應承擔敗訴責任

　　海南省高級法院陳承洲、江蘇省太倉市法院許超震：

　　綜合全案證據：借據不能直接證明這一爭議事實；而三方當事人的陳述又不一致，不能與借據相互印證。故原告史甲和第三人史乙主張的事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不予認定；相反，涉案借款是由第三人史乙直接交付給被告李丙的，且1萬元的還款收據也為史乙開具。因此，在沒有相反的證據足以推翻時，可以推定：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是史乙。

　　造成原告的主張無充分證據證明的原因，是原告和第三人史乙之間代理關系的不確定和缺乏證據證明所致。過錯責任在于原告和第三人，被告李丙無過錯。因此，駁回原告起訴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與原告的這一過錯責任是相一致的。

河南省開封縣法院趙根喜：

　　綜合衡量，債權人為史乙的證據更扎實、有力些。其一，史甲所持無抬頭證據并非直接證據，因為借據并未寫明李丙是向史甲借款，因而不能直接證明史甲是債權人。這時須借助其它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在李丙否認史甲是債權人的情況下，唯一的旁證只有史乙的證言。但史乙的證言并非明確地證明史甲直接借給李丙錢，其證言包含兩個內容：①史乙親手將２萬元交給李丙，李丙將借據給了史乙。②該２萬元是史乙作為中間人由史甲借給李丙的，史乙將借據轉交給了史甲。其中史乙作為中間人由史甲借給李丙之內容并無其它證據印證（史甲所持無抬頭借據因無“抬頭”而不能印證“抬頭”就是史甲）。而史乙親手將２萬元交給被告李丙，李丙將借據給了史乙之內容既可理解為其它情況，也可理解為史乙為債權人。而理解為史乙為債權人時則有李丙提供的史乙收據作為印證。

　　河南省博愛縣法院張保才、陜西省咸陽市中級法院張滿生：

　　形式上史甲是該借款的出借人，李丙是實際使用者，直觀認定兩者之間存在借款合同關系及由此史甲享有該債權似乎也無可非議。但李丙辯稱的異議又同時得到史乙的佐證，表現在：（1）李丙所借款項由史乙交給，并給史乙出具借據。（2）史乙收李丙償還借款1萬元，給李丙出具收條。（3）李丙出具的借據和償還的借款由史乙轉交給史甲。從訴訟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三性”分析比較上述證據材料，李丙提出的異議不僅得到史乙證言認可，而且還有書面材料印證，史乙對李丙的證據證明力明顯大于史甲，史乙與李丙之間的行為更符合借款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或消滅的特征。史甲與李丙之間尚不能被證明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

　　至于史甲收史乙無抬頭借據，沒有通知李丙，不符合合同法關于債權轉讓的規定，不能發生債權轉讓的法律后果。故應從實體上駁回其訴訟請求，而非從程序上駁回起訴。

　　論據三：因委托人介入權的適用要件欠缺，借貸關系雙方當事人只能是史乙和李丙

　　江蘇省鎮江市孫建民：

　　筆者認為，三者之間構成間接代理關系。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合同法在承認間接代理的同時，也對間接代理中委托人介入權（注：此處所謂的介入權系指委托人直接介入受托人與第三人所訂合同并行使受托人權利的權利）的行使條件、受托人的披露義務以及對第三人的約束力作出了特別的規定。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規定，在第三人不知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代理關系的間接代理中，只有具備在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且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了第三人這兩個條件時，委托人才可以行使介入權。本案中,并沒有證據表明史乙要求李丙給付剩余1萬元欠款，同時也沒有證據表明李丙不履行或遲延履行自己的還款義務。因此，并不存在受托人史乙因第三人李丙的原因對委托人史甲不履行義務的情況，故委托人史甲不能直接介入借款合同并行使第三人史乙的合同權利。

　　綜上所述，本案只能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處理，借款合同只在受托人史乙與第三人李丙之間產生法律約束力，雙方互享權利，互負債務。史甲由于不是借款合同的當事人，其無權要求李丙償還欠款，法院應駁回其向李丙主張債權的起訴或訴訟請求。至于史乙既作為受托人，又作為借款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如果他沒有積極地履行要求李丙給付欠款的義務，可以根據委托合同要求其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這是另外的法律關系或訴訟糾紛，可以另案處理。

　　論據四：本案構成兩個法律關系，不能省略為一個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區法院趙海、遼寧省葫蘆島市中級法院朱俊芬：

根據案情可知，李丙借款2萬和已還1萬事實存在，且不是向史甲借就是向史乙借，非此即彼。究竟是向誰借，如何裁判，關鍵在于史乙的陳述所反映的客觀事實如何。

　　如果史乙所述虛假，則排除了李丙是向史甲借錢，而確定了李丙是向史乙借錢；如果史乙所述真實，則根據該陳述和李丙的辯解及所持收據，可認定下述事實：李丙在史乙處取到2萬元，將借據交給了史乙；李丙日后對史乙還了1萬元并向史乙索取了收據；史乙在史甲處取得了2萬元；史乙日后還了史甲1萬元；史乙取得李丙的借據后給了史甲。

由此，可確定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1.史乙與李丙之間。李丙在史乙處取錢且對史乙出借據，日后對史乙還錢并向史乙索要收據的行為說明，李丙在主觀上是對史乙負責而不對史甲負責，盡管史乙在主觀上認為李丙應對史甲負責，但客觀上史乙、李丙之間的行為形成了史乙、李丙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2.史甲與史乙。同理，史乙在史甲處取到2萬元，日后還了史甲1萬元，實際上形成了史甲、史乙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3.李丙與史甲。史甲未將錢交給李丙，李丙也未對史甲出借據，且日后也未對史甲還錢，無論從事實上還是手續上，史甲與李丙之間都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史乙將李丙的借據給史甲，只是史甲、史乙之間主觀意思的表達，其不能對抗客觀存在的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綜上，該借據不能證實李丙系向史甲借錢，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無論史乙所述是真是假，史甲都不能向李丙主張權利，法院應駁回史甲的起訴。

　　甘肅省民勤縣法院劉文基：

　　現有證據只能證明該筆借款的債權人是史乙，雖然史甲、史乙都陳述債權人是史甲，但都是口頭陳述，而李丙持有史乙出具的還款1萬元的收據，書證的效力明顯高于當事人的口頭陳述。同時，并無證據證明史甲與史乙之間存在代理關系，既不存在民法通則規定的直接代理關系，也不存在合同法規定的間接代理關系。故筆者同意駁回史甲的起訴。

　　雖然訴訟效率原則是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但效率也要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史甲、李丙之間不存在借款債權債務關系，自然不能為了效率而判決李丙向史甲還款。

　　貴州省黔東南州中級法院楊昌銀、王家良：

　　在借據沒有明確出借人的情況下，借款人持有的還款收據的簽名應視為出借人。本案駁回史甲的起訴，并不必然導致其債權不能實現，也不用擔心史乙怠于行使債權導致成為自然之債。因為史乙與史甲的關系也是很明確的借款合同關系，史乙有幫助他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史甲親手將錢交給史乙足以認定借款合同成立。李丙又認可與史乙的借款關系，因此，史甲完全可以通過向史乙主張債權，史乙又向李丙主張債權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權利。從訴訟經濟和效益上講，如此方式的確得不償失，但從法律上講，也只能通過這種渠道來解決此糾紛。其實李丙無論是對史甲還是史乙，他都有歸還欠款1萬元的義務，但他在訴訟過程中明確表示愿意歸還給史乙而不是史甲，個中原因值得思考。

關于其他問題

　　北京市鼎恒律師事務所劉錦玉:

　　本案不必要考慮第三人有無可能通過惡意串通減損或拋棄債權來逃避其他執行或有其他非法目的。理由是：首先，認定惡意串通的事實必須有充分的證據，司法實踐中很少能夠認定當事人惡意串通，而且，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史甲與史乙惡意串通。其次，對于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案件，應當由受到損害的當事人請求并舉證證明惡意串通行為的存在，本案顯然沒有人提起這種訴訟。而法院直接以惡意串通為由干預當事人之間的行為，一般應當以當事人行為顯系惡意，且損害國家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江西省銅鼓縣法院劉量力:

　　至于是否存在第三人史乙通過惡意減損或拋棄債權來逃避其他執行或有其他非法目的之情形，不應在本案的處理范圍之內，民事訴訟還是應該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不能就可能發生或可能不發生的情形作出判斷，從而影響到對已經起訴的案件的處理。

　　江蘇省泗洪縣法院崔永峰：

　　是否應該考慮本案存在第三人惡意減損或拋棄債權來逃避其他執行或有其他非法目的呢？筆者認為，這種懷疑最好還是讓相關權利人去行使，由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法院僅需盡到謹慎注意的義務就可以了，法院的猜疑不能成為裁判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