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罪刑法定原則下，依據舊的類推制度產生的刑法理論已不再適合。對于犯罪構成理論，就要依罪刑法定原則來從新審視。我國過去的關于犯罪構成的刑法理論都是從類推制度角度來認識的。如傳統理論認為“犯罪構成就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觀和主觀要件的總和”。再有“所謂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要件組成的具有特定的犯罪性質和社會危害性的有機整體”。依據這些理論必然推出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即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舊刑法規定類推制度，“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當報請最高法院核準”。那么依犯罪構成“四要件說”來認定犯罪，司法者既可認定哪些行為構成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又可類推認定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構成犯罪，這實質上是對刑法沒有規定保護的新的犯罪客體的類推認定。在罪刑法定原則下，犯罪構成“四要件說”是否還適應呢?

首先，犯罪客體與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并不是一個層面上的范疇。依我國傳統觀點，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

其次，罪刑法定原則需要犯罪與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的分離。犯罪行為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是指對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具有破壞作用的行為對社會造成這樣或那樣損害的事實特征，某一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需要價值評判。價值評判是指主體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客觀存在的事物加以評價與判斷，使之符合主體的特定需要。行為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只有通過價值評判，才能成為具有犯罪意義的行為。

在刑法中對行為事實的價值評判是由立法者評價的。“犯罪使社會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準。”立法者確立應該由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評判哪些行為對社會關系具有破壞作用即社會危害性及危害性的大小。刑法把這些行為類型化，“它具有所謂的過濾作用”，而過濾作用的具體的操作者是司法者。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刑法定原則體現立法者的絕對的評判功能。但我國的舊刑法的類推制度使立法評判只具有相對意義，行為的價值評判在很大程度上由司法人員承擔。司法者依犯罪構成“四要件說”理論，不僅評判具體的行為事實，又評判客體，這不僅侵害了立法者的權力而且會導致司法權濫用的可能。雖然這發揮了刑法的保護機能，卻忽視了刑法的保障機能。

在罪刑法定原則下，行為事實的價值評判權應由立法者絕對享有，司法者只需評判行為事實是否符合刑法上規定為犯罪的類型化行為模式。司法者和公民只要依據“三要件”即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就可確定行為事實是否與刑法典的類型化的行為模式相符合。這樣既可防止司法者濫用權力，又可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意義之所在。

綜上所述，犯罪構成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應表述為：犯罪構成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確定某一具體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并達到一定程度構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觀和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隨著社會的發展，立法者的保護的客體不斷會發生變化，過去保護的客體不再具有保護意義，現在未保護的客體可能會在將來成為應保護的客體，所以刑法只具有相對的完備性。犯罪構成理論按“三要件說”要求刑法的完備性。但不能因為刑法的相對完備性而否認犯罪構成“三要件說”在罪刑法定原則下的保障作用。刑法的相對完備性本身也是會隨著現實發生的變化而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