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3日，原告李某與被告某保險公司簽訂了保險合同，將原告所有的一輛“五菱”微型客車向被告投保了司乘險。2008年10月13日，原告投保的該車輛由司機杜某無證駕駛，在行駛過程中與對向行駛的一農用四輪拖拉機相撞，造成司機死亡、乘車人多人受傷的重大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原告向被告保險公司提出理賠申請，被告保險公司以“無證駕駛”系免責條款為由拒絕理賠。故原告將被告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被告保險公司給付保險賠償金。

【分歧】對該案的處理存在較大的分歧，主要有兩種意見：

一、保險公司不應給付保險賠償金。理由是，根據保險合同中保險條款第六條(七)項第一款的規定，“無證駕駛或駕駛證有效期已屆滿”的，保險人不負責賠償。且“無證駕駛”是法律明文禁止性規定，文義明確，容易理解，被保險人應當明知，無需保險公司特別告知。所以，保險公司不應賠償。

二、保險公司應給付保險賠償金。理由是，根據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中的免責條款應明確告知，未明確告知的，不產生效力。被告保險公司雖然在保單上寫有“重要提示”，但是其中沒有“無證駕駛免責”的條款，其也沒有其它有效證據證明其已經履行了明確告知義務，所以，應承擔賠償責任。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一、保險公司應對免責條款履行明確告知義務。根據我國《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也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對已盡合理提示及說明義務承擔舉證責任”。而保險免責條款屬于保險公司預先單方擬訂，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投保人協商的條款，屬于典型的格式條款。上述法律中規定的“明確說明義務”，應理解為：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就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口頭的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確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保險公司僅將“請詳細閱讀承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特別是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印制于在保險單重要提示一欄中，并不能證明其已就免責條款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且保險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證據證明其已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法律后果，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所以，應視為其未就免責條款向被保險人履行明確告知義務。

二、“無證駕駛”作為保險免責條款，保險人必須明確告知。本案中杜某無證駕駛，應受行政處罰或刑事制裁，而保險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權利義務關系達成的協議，原告李某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并繳納了保險費，該保險合同成立、有效。“無證駕駛”作為一種事實普遍存在，人人都知道“無證駕駛”為法律所禁止，但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無證駕駛的情況下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不賠，所以當其作為保險免責條款時，直接關系到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為合同一方的保險公司必須明確告知，作為合同另一方的投保人有權知-曉。所以，有人將“無證駕駛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人人皆知”理解為“無證駕駛情況下保險公司免責也應人人皆知，無須特別告知”是錯誤的，其混淆了二者的適用，否認了合同主體的平等性，嚴重損害了保險合同投保人的合法權益。

綜上，本案爭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保險公司是否就“無證駕駛”這一免責條款對投保人履行了明確告知義務，而不是應不應該告知的問題。保險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其已經履行了明確告知義務，所以，其應承擔給付保險賠償金的責任。

【啟示】

實踐中，格式合同普遍存在于保險領域。為了維護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減少保險糾紛的發生，最大限度地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合同時，應按照《合同法》和《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對雙方的權利義務作出協商一致的明確約定。或者在格式條款中特別是對免責等重要條款加以細化，明確作出解釋，在簽訂合同時由保險人向投保人詳細說明合同條款的具體內容，要求投保人簽字予以確認，并記錄在卷，這樣保險糾紛發生時有據可查，不致于使保險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同時也促使投保人嚴格遵守安全駕駛義務，保護第三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共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