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被稱為“村官”的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成員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不僅從事村民自治范圍的管理、經(jīng)營活動，還在一定范圍內代替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權。法律規(guī)定村官利用職務之便侵占、挪用公共財產(chǎn)、收受賄賂的，根據(jù)其犯罪性質分別由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管轄。村官主體身份的多樣性以及其職務行為的復雜性，使司法機關對村官職務犯罪的定性往往存在爭議，從而對以和犯罪主體作為職能管轄分工依據(jù)的刑事管轄實踐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管轄沖突在村官職務犯罪管轄中屢見不鮮。

二、村官職務犯罪的職能管轄及其沖突職能管轄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職權范圍，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之間，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圍上的權限劃分。

根據(jù)職能管轄的精神，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產(chǎn)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2000年6月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第93條第2款的解釋〉的通知》、2004年4月29日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93條第2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等司法解釋，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對村官職務犯罪的管轄權限是：村官協(xié)助政府從事七種行政管理工作時，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分別構成貪污、挪用公款、，由檢察機關管轄;村官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其他經(jīng)濟犯罪案件，按照刑法相關條文的規(guī)定，可以構成等，由公安機關管轄。但在實踐中，村官職務行為非常復雜，存在主體難分、罪名難定、證據(jù)難取的執(zhí)法困境，引發(fā)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之間的管轄爭議。

主要表現(xiàn)在：對村官主體身份把握不準引發(fā)管轄沖突檢察機關主要管轄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因此確定犯罪主體身份對明確檢察機關的職能管轄具有重要意義。村官只有在從事法律規(guī)定的特定行為時才可以成為貪污賄賂犯罪的行為主體，檢察機關才有權管轄。

《解釋》以協(xié)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事務作為區(qū)分村官身份屬性的依據(jù)，但村級組織職能繁多，村官不僅要協(xié)助人民政府進行一定范圍的行政管理工作，還要進行村內自治事務及村級經(jīng)營活動，他既是農村集體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又是人民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協(xié)助者，具體行使雙重職責，身份十分特殊。如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土地補償款問題，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村基層組織對國家征收、征用土地后發(fā)給的“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費和青苗補償費”三項費用在未分配前的管理活動，屬于協(xié)助政府從事的行政管理活動;而實踐中基層組織往往按規(guī)定提留一定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并將其納入集體帳戶進行管理，村官對這一費用的管理應當屬于村基層組織自治行為的“村務”，而非“公務”。

當村官對土地征用補償費的集體帳戶進行管理時，其職務行為同時指向兩個對象：土地征用補償費和農村集體資金，其在行使這一職務行為時非法占有、挪用款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司法機關往往在村官主體身份上產(chǎn)生分歧，從而引發(fā)管轄爭議。

特別當村民對村官的貪污、侵占、挪用土地補償款的行為進行舉報，要求司法機關立案查處時，立案前檢察機關或公安機關根本無法正確把握村官主體身份，導致一些案件中公安機關堅持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屬于貪污，應當由人民檢察院管轄;而檢察機關則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構成，而是職務，應該由公安機關管轄，形成管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