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脅從犯在主觀上的基本特征在于雖然是非主動、非自愿的，但卻并沒有失去或完全失去意志自由。

如果行為人在身體受到強制的情況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則失去了與脅迫者的犯意聯絡，不具有與脅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16條的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這種情況下，被脅迫者只不過是脅迫者利用的工具，脅迫者構成間接實行犯，而被脅迫者不構成犯罪。

第二，區分脅從犯與緊急避險。

我國刑法第21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法并未將受脅迫而為的一切造成損害的行為都認定為脅從犯而以共同犯罪人論處，而是視其社會危害性區別對待的。在行為人受到的脅迫是直接威脅到本人或者他人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安全，或者公共利益安全的危險時，如果行為人造成的實際損害小于他所保護的利益，則行為人的行為應認定為緊急避險，而不應作為脅從犯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脅從犯與緊急避險的界限就在于行為人損害的利益是否小于他所保護的利益.如果是因為受人脅迫，為了保護自己的某種利益，而對第三者的利益造成損害，且這種損害大于其所欲保護的利益時，則屬于脅從犯。例如，某甲為了使白己免遭某乙的傷害，在某乙的脅迫下，將某丙開槍打死，則顯然超出了緊急避險的范疇，而構成脅從犯，因為一般而言，生命權是大于健康權的。然而，如果某乙威脅某甲如不開槍將某丙打死，則將某甲打死，某甲在這種情況下開槍將某丙打死，是否構成脅從犯呢?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某甲同樣應當構成脅從犯。因為緊急避險與避險過當的界限就在于緊急避險所造成的損害必須小于所避免的損害，即為了保護一個合法利益而損害的另一合法利益，既不能大于，也不能等于所保護的利益，否則就構成避險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如果避險過當是因受人脅迫導致的，則行為人構成脅從犯。由于生命權的價值在刑法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某甲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而損害某丙的生命，則當然構成脅從犯，但是可以考慮其受脅迫程度較大而對其免除處罰。

第三，在共同犯罪中，脅從犯的作用可能發生轉化。

有些犯罪人參加共同犯罪雖然是被脅迫的，但一旦參加犯罪后，可能產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也可能嘗到了犯罪的甜頭，而在以后的共同犯罪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取代了原先的主犯甚至首要分子。對于這種犯罪分一子，不能因為其第一次犯罪是被脅迫而實施的，就認定其為脅從犯，將其按脅從犯處理。而應當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實際的作用，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否則無疑將寬縱了這類犯罪分子。

對于脅從犯的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28條明確規定“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刑法典之所以規定對脅從犯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是因為脅從犯是被脅迫而參加犯罪的，主觀上并不愿意實施犯罪，這表明脅從犯的人身危險性較小;又由于脅從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通常較小，其社會危害性也較小，因此，對脅從犯的處罰寬于對從犯的處罰。至于對具體案件中的脅從犯是適用減輕處罰還是適用免除處罰，應根據犯罪人受脅迫的程度、被脅迫所實施的犯罪的性質以及其行為對危害結果所起的作用的大小等情況決定。一般而言，脅從犯在受到損害生命權的威脅之下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可以免除其刑事責任，因為生命權是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最為重要的權利，這里的生命權包括脅從犯本人及其他人的生命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