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偏見”。偏見，偏于一方面的見解。在法律上，這種個人的“偏于一方面的見解”形成于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未懂得全部案情之前，或者其因民族、種族、性別等非人為因素而對某些事情況成的見解，如印度電影《拉-茲》中拉-茲父親的“名言”：“法官的兒子是法官，賊的兒子就是賊。”對于有偏見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來說，全面、客觀地懂得案件真實情況對于他來說已并不重要，他對案件的處理在心坎早已有了結論，法律程序作為形成行政決定的過程變成了“過場”。

有時，行政機關基于職能的交叉，也會導致他事先介入了案件的處理。如在英國，“一個廣泛的問題就是，裁決人以某種別的身份已經與案件相連累。這在治安法官的情況中尤其容易涌現，他們可以同時充當處所當局或其他行政機構的成員。”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也會產生的某種“偏見。

這些“偏見”是否構成法律上的偏見，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如“先入為主”本身就是個人偏見的表現情勢之一，但是他并不必定構成個人偏見。如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訴水泥協會案中，聯邦貿易委員會經過調查認定水泥工業中多種價格制度是聯邦貿易法所禁止的不正當手段，為此，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水泥協會提出指控。在聯邦貿易委員會主持的程序中，水泥協會認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此案有先入之見，即以偏見為由懇求聯邦貿易委員會回避。聯邦貿易委員會否決了這一懇求，并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的支撐。因此，行政回避中的“偏見”不能也不必作廣義上的懂得。如果過度地擴大“偏見”的外延，可能會使行政機關難以有效地行使行政職權。

2.利害關系。利害關系，系指案件處理的成果影響到負責處理案件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金錢、名譽、友誼、親情等增長或減損。人在作為一個社會人時，他始終處于各種利害關系中，離開了這種利害關系，他是無法生存的。因此，人所處的社會關系本質上就是利害關系。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雖然是經過比較嚴格的法律程序提拔出來的，但這種提拔程序并沒有隔絕其與社會其他成員的關系。基于人天生所俱有的趨利避害的本性，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時可能會屈服與其有利害關系成員的無理請求，如自己兒子的老師說情，親朋好友的勸告等，都可能會導致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失去公平而徇私枉法。因此，利害關系構成了法律上回避的另一個緣由。

然而，利害關系本身的內涵極其復雜，如果將所有的利害關系都納入回避緣由，可能導致行政機關中沒有一個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來行使本案的處理職權。因此，下列幾種利害關系可以不列入“回避緣由”：

(1)罰沒款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收入關系。

在美國1927年的塔-邁訴俄亥俄州案中，市鎮法官的報酬來自市法院所判決的罰金，最高法院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對于判決的成果，有直接的金錢利害關系，不符合正當的法律程序，因此撤銷了這個判決。另一個案件中，市鎮長官負責市政的財政收入。最高法院認為由市鎮長官主持的市法院所判決的違背交通規矩的罰款，不是由大公無私的裁判官所主持，不符合正當的法律程序。[5]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美國的這種做法顯然是行不通的。盡管我國行政處分法創設了罰沒款收支兩條線，但是，財政部門返回罰沒款的比例與行政機關上交罰沒款額之間仍然存在著事實上的比例關系，至于稅務機關可以從稅收額中留存，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可以從出讓國有土地有償應用費中提留等，都闡明了這些行政機關處理相干案件中存在著利害關系。如果隔絕這種利害關系，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可能會喪失行使職權的積極性。

(2)師生關系、同(學)籍關系以及曾經為同事、高低級關系等。

這些關系在行政案件中經常可以構成了行政法律關系的雙方主體。如果這種關系成為回避緣由，可能會導致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動則得輒。回避緣由可能引起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不公平行使職權，這很大程度上也是當事人的心坎感受。這種利害關系如同費*通先生所說的，人與他人的關系如同向河中扔一塊磚頭，引起的波紋由近及遠，直至消散。回避緣由的利害關系畢竟劃定于何處，應當考慮特定傳統文化下人們對這種利害關系的認識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