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4票對1票通過一項反“基因歧視”法案。根據這一法案，保險公司或雇主等不得在提供醫(yī)療保險或招聘過程中，區(qū)別對待那些基因檢測顯示易患某些疾病的人。

　　95∶0通過

　　《遺傳信息無歧視法案》

　　美國國會參議院以95票對0票通過這項《遺傳信息無歧視法案》。美國媒體預測說，已表態(tài)反對“基因歧視”的美國總統(tǒng)布什會很快簽署這一法案，以使其成為法律正式生效。

　　這項法案規(guī)定，如基因檢測顯示某人易患某種疾病，保險公司不得據此提高醫(yī)療保險費或者拒絕為其提供保險。同樣，雇主也不能以基因信息作為招聘、解雇或升職等的依據。

　　一些議員認為，為反“基因歧視”立法將有助于打消人們對基因檢測的種種疑慮，從而更好地發(fā)揮基因檢測技術在醫(yī)學等方面的潛力。

　　保險業(yè)的“基因歧視”

　　引發(fā)多國關注

　　在美國，“基因歧視”情況屢有發(fā)生。上世紀70年代，美國數家保險公司就拒絕為攜帶易患鐮狀細胞貧血病基因的黑人提供醫(yī)療保險。美國媒體還透露說，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直至1993年，一直以“膽固醇常規(guī)檢查”為由，暗中通過基因檢測檢查員工是否攜帶易患鐮狀細胞貧血病等遺傳疾病的基因。2002年，得克薩斯州一家鐵路公司也因“基因歧視”問題賠償員工220萬美元。該公司36名員工因患“腕管綜合征”提出工傷補償，但公司卻在員工不知情的情況下檢測他們的基因，試圖尋找有關基因致病證據以避免補償。工人起訴后，鐵路公司方面曾聲稱，這一行為未違反任何法律，也不存在所謂的“歧視”。

　　在英國，一項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2167名具有某種基因缺陷的保險申請人中，34%在申請保險時遇到了問題，其中48.17%被保險公司拒絕承保、41.16 %被收取了高額保費、41.12%被要求進行本來不必要做的體檢、28.15%遇到了其他問題。而未被保險公司獲知有基因缺陷的保險申請人中，遇到問題的只有5 %，其中只有4 %的人支付了高額保費、只有1%的人被拒絕承保。

　　澳大利亞的一項調查也發(fā)現，在105 名向保險公司披露“基因檢測”結果的投保人之中，有32人被要求支付高額保費、有12人被要求進行進一步的檢測、有15 人被拒絕承保。其比例遠大于那些沒有接受過“基因檢測”的人。

　　如何真正平衡

　　是個“大問題”
　當然，這也會帶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要做到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以及在被保險人之間的這種公平，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保險人能夠獲得與風險有關的一切信息。只有充分掌握影響風險發(fā)生和風險大小的各類信息，保險人才有可能對風險發(fā)生概率和損失率進行較為準確的計算，并在此基礎上對風險進行分類定級，適用不同的費率。

　　然而，這些為計算風險所需的信息卻完全掌握在投保人手中，除非其予以披露，保險人無從知曉。為了維護保險的公平精神，投保人在投保時，必須誠實信用，向保險人如實披露與風險有關的情況，這在保險法上被稱為“最大誠信原則”。

　　雖然各國對披露范圍的規(guī)定有所不同，但均要求投保人如實回答保險人有關風險情況的詢問。如果投保人隱瞞或虛構了對于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具有關鍵作用的風險情況，會直接導致合同法上的后果：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或不支付約定的保費。因此，在投保健康險和人壽險時，投保人必須向保險公司如實陳述有關自己健康風險的情況，包括：年齡、疾病情況、過去的病史等。而保險公司的精算師則需要根據過去具有不同健康狀況的投保人的索賠記錄，將每個人的健康風險轉化成以數字表示的索賠率，以此制定保費標準。

　　如果保險公司認為投保人的健康風險大于正常情況，就會按照增加的風險程度相應地提高保費；當保險公司認為投保人的健康風險大到無法接受的程度（如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斷定必然患上需要巨額賠付的重大疾病），則有可能拒絕承保，或將這種風險導致的保險事件列入“除外條款”，即在其發(fā)生時不承擔賠付責任。正因為如此，投保人如實披露信息對于保險公司決定是否承保和收取保費數額是非常關鍵的。#p#分頁標題#e#

　　雖然，許多基因信息并不能科學地反映一個人未來的風險狀況。但確有部分基因信息能夠準確地預測某人必然在未來患上某種疾病，或是有較大的患病可能性。西方人群中較常見的“舞蹈癥基因”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代表。具有“舞蹈癥基因”的人最終會因患上“舞蹈癥”這種絕癥而死亡。

　　在這種情況下，就風險評估而言，“舞蹈癥基因”的基因檢測結果與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qū)別。按照歐洲《關于人權與生物醫(yī)學的公約》以及比利時、挪威、奧地利等國的立法，保險公司被禁止使用這一類型的基因信息來評估投保人未來的健康風險。投保人即使明知自己有這種基因，也不必如實向保險公司披露。這種立法必然導致商業(yè)保險機制所一直遵循的，并為各國保險法所一致承認的基本原則——按照投保人風險大小收取保費的公平精神被打破，從而導致兩個方面的后果：

　　一是對保險公司不公平。由于保險公司不能客觀地評估投保人的健康風險，其收取的保費必然低于按風險狀況應當收取的數額。仍以“舞蹈癥基因”為例，任何一家商業(yè)保險公司如果被告之投保人具有“舞蹈癥基因”，絕不會以普通保費承保其健康險和人壽險，因為普通保費不足以反映投保人巨大的風險狀況。而一旦法律強行禁止保險公司根據基因信息決定是否承保和提高保費數額，商業(yè)保險公司就不得不以普通保費承保，這對保險公司而言顯然是不公平的。在保險公司尚不知道投保人具有“舞蹈癥基因”這一情況，而投保人自己知道的情況下，如果法律規(guī)定保險公司不得詢問和索取投保人的基因信息（如奧地利立法規(guī)定），則投保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多購買保險，從而形成“逆向選擇”。

　　二是對其他具有同等健康風險，但不具有基因缺陷的投保人不公平。一個被查出有“舞蹈癥基因”的人與一個攜帶艾滋病病毒的人具有同等的健康風險，因為“舞蹈癥基因”和艾滋病病毒都預示著他們在未來若干年內會因絕癥死亡。然而，根據目前大多數立法，保險公司不得以投保人具有“舞蹈癥基因”而拒絕承保或提高保費，因此具有“舞蹈癥基因”的人僅支付普通保費就可以獲得保險。然而，沒有法律規(guī)定保險公司不得進行“艾滋病歧視”，保險公司因此可以合法地根據某人艾滋病檢查呈陽性這一信息認定其健康風險極大，而拒絕承保或收取高額費。在后一種情況下，具有艾滋病病毒的被保險人實際上是用高額保費補貼了具有“舞蹈癥基因”的被保險人。如果有較多數量的、已經知道自己具有基因缺陷的人進行投保，而保險公司又被禁止詢問他們的基因情況，保險公司為了避免遭受“逆向選擇”帶來的損失，必然會普遍提高保費。這樣，承保具有基因風險的被保險人的成本，實際上被轉嫁到了其他被保險人身上。因此，法律在力圖消滅一種歧視的同時，又人為地創(chuàng)造了新的“歧視”——對不具有基因缺陷的投保人的“歧視”。

　　研究“基因歧視”

　　對我國有現實意義

　　中國是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惟一發(fā)展中國家。基因科技近年來在我國得到迅速發(fā)展，我國自行研制的用于“基因檢測”的“基因芯片”不久將投入臨床應用。可以預見，當前已經在西方國家發(fā)生的“基因歧視”必然也會在我國出現。而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尚在建立之中，全國能夠享受公費和疾病補助的人所占比例不足全國人口的15%，而且社會醫(yī)療保險只能支付一定限額之下的醫(yī)療費用。大多數人必然會尋求商業(yè)健康保險作為補充。同時，市場經濟給人們帶來的不安定感也會激發(fā)人們對商業(yè)人壽保險的需求。商業(yè)健康保險和人壽保險在保障我國人民獲得醫(yī)療服務和安定生活方面的作用將大大增強。而“基因歧視”可能在未來發(fā)生在我國的保險行業(yè)，對投保人的利益造成影響。因此，研究保險中“基因歧視”對我國具有現實意義。#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