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法》是對人大多年來監督經驗的總結和細化，它的出臺將使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更加全面、規范和具有可操作性。”

　　8月31日，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評價剛剛通過的《監督法》。

　　“155票贊成，1票反對，5票棄權。”8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簡稱《監督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53號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歷經20年，歷經4次審議和修改。該法的通過標志著我國立法機關的監督工作步入法治化軌道。

　　“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按照憲法的精神，人代會有監督的功能。但是這種監督功能需要更加具體的法律來規范，否則憲法的原則性精神不好操作。監督法就是一部將人大的監督權具體化、規范化的法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許崇德教授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

　　“監督，是個老問題，大問題，也是個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解決的問題。”一說到監督，國家行政學院楊小軍教授頗有感觸，“憲法原則性太強，況且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都需要更加具體的法律去解決。”

　　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法院、檢察院進行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是《憲法》賦予人大的一項重要職權，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大監督可以確保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正確行使。這次通過的《監督法》，將人大常委會對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的監督重點、監督方式、監督途徑、監督情況等等，明確、具體地規定出來，從而為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監督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正確行使權力提供了法律依據。

　　《監督法》實施之后，到底監督什么？如何監督？如何保證監督的實效性？這一系列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漸次浮出水面。

　　監督政府：不當決定可撤銷

　　“在現實生活當中，一些地方作出的決議、決定或者發布的命令，超越了職權，明顯違法。比如擅自設立審批、收費、罰款、處罰、行政強制等等，限制或者剝奪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或者是增加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義務。”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為了解決這一類的問題，《監督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下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的不適當的決議、決定，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發布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的程序，《監督法》規定由省級人大常委會參照《立法法》關于備案審查的規定作出具體的規定。”

　　“縣級以上人大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發布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被視為《監督法》的一大“亮點”。分析人士認為，這實際上等于授予了人大對本級政府行為的“否決權”，非同小可。簡而言之就是如果人大不點頭，那政府就什么事也辦不了。

　　“亮點”背后的，則是《監督法》所規定的人大常委會對各級政府的監督，被具體化、細化到了一個個具體領域。這也是《監督法》對于政府，到底監督什么的回答。

　　“三農”問題、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社會保障、拆遷補償等等，成為《監督法》規定對于政府的重點監督領域。

　　監督法明確規定，人大常委會監督的重點，要緊緊抓住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顯然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對于這些重點問題，人大常委會進行監督的主要形式是每年有計劃地選擇若干重大問題，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

　　專項工作報告的議題確定有六個途徑，包括人大代表反映集中的問題、常委委員反映集中的問題、人民來信來訪反映集中的問題等等。這些途徑也保證了監督重點落在了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問題上。#p#分頁標題#e#

　　“對‘三農’等問題的監督，其實這些年一直在做。《監督法》的有關規定則是對多年來經驗的積累。實施之后，各級人大常委會工作的針對性更強了，力度也加大了。”應松年說。

　　此外，人大常委會每年還會選擇若干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有計劃地安排執法檢查。

　　監督兩高：司法解釋要備案

　　“非常到位。” 楊小軍教授這樣評價《監督法》對兩高司法解釋要備案的規定，“司法解釋的備案非常關鍵，等于搭建了一個監督平臺。我則寄希望于這個平臺能夠多做實事。”

　　《監督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具體應用法律時作出的司法解釋，應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這被眾多專家和媒體認為是《監督法》對兩高監督中的“亮點”。

　　楊小軍告訴記者，兩高經常需要進行司法解釋，司法解釋也在我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最高院和最高檢對全國的法院和檢察院進行管理的主要途徑就是進行司法解釋。

　　那么，這些司法解釋準確不準確？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是否擴大了法條規定？這些都可以通過備案審查來監督。

　　事實上，在實踐中，有一些司法解釋已經超出了司法解釋的范圍，實際上行使了立法機關的權力。甚至不同部門所作出的司法解釋還存在沖突。這對正常的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制度上來講，對于司法解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的規定，是可以起到對司法解釋進行監督，進而對全國的法院和檢察院進行監督的作用的。”楊小軍說。

　　值得一提的是，備案并不是《監督法》對司法解釋的監督的終結，而是監督的開始。

　　監督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有關專門委員會經過審查，認為兩高所作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定相抵觸，而兩高不予修改或者廢止的，可以提出要求二者予以修改、廢止的議案，或者提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法律解釋的議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提請常委會審議。

　　此外，和對政府的監督一樣，《監督法》對兩高同樣規定了許多具體的監督領域，這也保證了對其監督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執行難、告狀難、賠償難、刑訊逼供、超期羈押、錯案不究、司法不公等，一直是司法工作中的難點，也是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且關注度最高的問題。現在，這些領域都已成為監督法所明確規定要重點監督的對象。

　　《監督法》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兩院”工作的監督，要督促司法機關完善內部監督制度，重點解決以上一些審判工作、檢察工作中群眾反映強烈、帶有共性的問題，促進公正司法。

　　監督的落實：兩大利器作保證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監督法》是否能夠落實，是否會淪為“紙上法律”？這是許多人都熱切關心的問題。

　　“《監督法》恰恰是為了解決監督不到位，有可能成為紙上法律這一問題才制定的。如對兩高司法解釋備案的規定，以前是沒有這么具體的，現在被非常的具體化了。”

　　應松年的態度非常明確，說著，他隨手翻開了《監督法》。

　　“比如這31條，司法解釋在公布之日起30天內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以及后面的一些程序規定，都非常的具體。有了具體的程序規定，法律就有了可操作性。”

　　而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以及執法檢查，則是《監督法》規定人大常委會的主要監督手段，也是保證監督落到實處的兩大利器。

　　《監督法》規定，“一府兩院”要將對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的研究處理情況，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書面報告。人大常委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作出決議。“一府兩院”要在決議規定的期限內，將執行決議的情況再次向人大常委會報告。

　　這就意味著一旦人大常委會啟動了工作監督的程序，就要一抓到底，抓出實實在在的成效出來。#p#分頁標題#e#

　　此外，人大常委會實際監督的情況，包括“一府兩院”執行人大常委會決議的情況，都要向人大代表通報，并且向社會公布，要把人大的監督置于人大代表和全社會的監督之下。

　　執法檢查同樣緊緊圍繞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

　　執法檢查是多年來各級人大常委會在實踐中形成的把工作監督和法律監督結合起來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監督形式。

　　對此，《監督法》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規定：常委會每年選擇若干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組織執法檢查組，有計劃地安排執法檢查。

　　執法檢查結束后，執法檢查組應當及時提出執法檢查報告，由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決定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執法檢查報告的審議意見連同執法檢查報告，一并交由本級政府、法院或者檢察院研究處理。政府、法院或者檢察院應當將研究處理情況向本級人大常委會提出書面報告。必要時，由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決定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或者由常委會組織跟蹤檢查。

　　“一部法律能否成為現實中的法律，有法律內部的問題，也有法律之外的問題。”楊小軍告訴記者，“從內部看，要具有可操作性，要符合實際，這些《監督法》顯然都做到了。從外部看，主要是法律貫徹的環境。目前的監督法還需要細化，還期待相應的配套制度的出臺。”

　　監督別人，也要接受監督

　　從現在到2007年1月1日，離《監督法》的正式實施還有整整4個月的時間。對于這部被寄以厚望的法律，各相關部門如何利用這4個月的時間進行準備，4個月之后又如何有效的實施，同樣是人們非常關注的問題。

　　“監督法將于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各地要利用實施前的這段時間，在認真學習監督法的基礎上，對原來的工作、有關地方性法規和工作文件等進行全面梳理，對符合監督法規定的要加以深化和細化，對與監督法規定和精神不一致的要及時做出調整，認真加以規范，實現平穩過渡，為實施監督法做好充分的準備。”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同志的講話非常具體。

　　“這4個月里，對于被監督的領導者來說，要轉變觀念，學習《監督法》。同時要明確，自己需要接受監督。”楊小軍教授說，“而對于監督者來說，也要作出相應的責任性規定，落實崗位責任制，比如，由誰來監督？監督不力怎么辦？此外還要配備相應的機構和人員。”

　　長期以來，人大在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實際中也存在著諸多的困難。

　　目前，各級人大的專門委員會數量比較少，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七八個部門的事務，監督效率不高，實際操作中專業人員和知識也很欠缺。

　　如何抓住《監督法》實施的契機，改變這種局面，改進自身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是各級人大常委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有人、有機構、有經費、有制度、有程序、有辦法、有責任，這些落實了，《監督法》就能落實起來。”楊小軍說。

　　而對于2007年1月1日之后監督法的執行，楊小軍最后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建議：

　　“監督別人，人大常委會也應該率先垂范，接受監督。半年后，人大同樣可以對《監督法》的執行情況進行執法檢查，組織一些人大代表針對一些具體事例，對人大常委會履行職責情況進行監督。這樣，這部法律就更加能夠落到實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