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幾條消息值得人們關注：一個是國家審計署發布的2006年第5號審計公告，這份公告公布了42個部門單位2005年度預算執行審計結果。令人吃驚的是，42個部門竟然全都有違規使用資金的情況，
它們或是自行處置資產，形成賬外資金；或是挪用、截留財政專項資金；或是虛列項目，擠占專項經費；或是虛列人員編制，套取財政資金……種類之繁多，方式之多樣，可謂觸目驚心。
　　
????而另一條則是有關“國六條”調控效果疲軟的消息，在“國六條”生效后的3個月里，雖然國務院的各大部委對此下發的意見、通知、決定被形容為“政如急雨”，但是旁觀者對此效果仍難言樂觀，媒體分析原因在于“國六條”乃至中央部委相關政策是被部分地方利益群體無形化解掉了，而近期地方官員因涉及土地房地產腐敗案件紛紛落馬的消息，也多少說明了此舉觸及了太多的地方利益。有人因此評論這是一場極其嚴峻的行政大考。
　　
????如果將兩條消息結合到一塊，也許我們就能理解，這何以是一場嚴峻的行政大考，在這兩個貌似不相干的消息背后，我們“碰巧”看到了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角色異位：如果說，前不久中央嚴厲批評內蒙古新豐電廠項目建設，為加強地方吏治整頓作了新的注解的話，那么，這次42家部門單位個個違規的審計報告，不禁讓人發出“上梁不正”何以言“下梁歪”的感慨！
　　
?? 如果作為最高行政職能部門的各部委自己都無法“身正”，它又如何有效地監管地方？如何能保證有關政令在地方的有效實施？又如何理直氣壯行使監管職能呢？
　　
????看來，需要改變的是我們在監督上長期采取的某種習慣性的向下俯視姿態———其中一個隱含的預設是在上的監管者永遠是公正、廉明和無私的———正是這種姿態使我們習慣于將問題、責任過分傾向性地歸結于地方，而忽視了監督之網需要的是上下兼管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這種從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級問題頻現的現狀呢？其實在近幾年針對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的宏觀調控過程中，隨著各種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在調整對象上的日益技術化和具體化，中央與地方在此中的利益博弈日益明顯。有評述曾極其深刻地將此種矛盾歸結為“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沖突還是政府體制改革不徹底，目前的政府體制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要解決問題必須把“地方政府從目前的‘準企業’狀態還原為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徹底地結束地方政府獨立的經濟利益”(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第352期文章《地方政府辨》)。
　　
????這劑針對地方政府趨利化傾向開出的藥方同樣適用于中央部委。實際上，長期為人詬病的“部門立法”、“小集團立法”的提法早從某個側面反映出了，即使是中央部委，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也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趨利動機，尤其在比立法活動更容易接觸現實利益的行政活動中，在對自己監管的領域內進行執法施政時，“趨利避害”的本能沖動如果沒有有效的制度約束會更加難以避免。
　　
????據資料反映，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旨在增加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比重的稅制改革后，如今中央一級的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而這一比重還會增加。這就意味著，中央部委支配和控制的收入將非常可觀，這也同時提醒我們思考在針對地方強化財政體制改革，確立“先集中、后返還”的國家財政制度改革目標的同時，也要強化對中央部門的財政管理法律制度建設，要更加嚴格地執行相關預算支出的法律法規，否則，我們在此次審計署公告中看到的林林總總的違規行為還會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因此，關鍵之舉，就是要以監督之手實實在在地切斷中央部門類似地方政府那樣的趨利機制，遏制行政監管職能之外衍生的獨立經濟利益，抑制因制度疏漏“催生”的趨利動機，純化中央監管機構本質上的公共管理者身份，把資源配置的權力真正交給市場，從根本上杜絕政府類企業化操作的可能。#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