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判令原告承擔退貨價款總額３０％的損失和退貨費用是錯誤的。本案的主要問題是產品質量問題。原告在規定的索賠期內，對產品質量提出異議是完全有理的。被告應對違約造成的損失負全部責任，已經收取的３３００臺冷暖風機的貨款應當全部返還。原審法院確認原告的經辦人王某擅自刪改合同，致使被告產生誤解，原告也應承擔一定責任是不正確的。因為原告經辦人王某擅自刪掉被告所持成交確認書中的由中國商檢局檢驗的條款，并不意味被告由此可以提供質量低劣的產品，何況王某未經授權刪改合同并不構成合法、有效的變更。被告違約提供質量低劣的冷暖風機，完全出于自己的過錯，由此造成的損失，理應由被告獨自承擔。法院判令原告負擔退貨價金的３０％和退貨費用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其結果反而讓被告在經濟上占了便宜。這樣就起不到保護守法者、制裁違約者的作用。

　二、原審法院沒有建議主管部門查清經辦人王某除有越權行為外，是否還有其他違法行為；沒有建議原告對經辦人王某的越權行為作適當處理。王某擅自刪改被告所持的成交確認書，不僅反映了王某的法制觀念極為淡薄，也暴露了原告單位的合同管理制度很不健全。法院應當抓住這個事例，向原告單位提出司法建議，促使它們加強合同管理制度，改善經營管理。

〔案例之二〕
　　香港某有限公司訴經濟特區某聯合開發服務公司合作經營權益轉讓糾紛案
　　原告：香港某有限公司。
　　被告：經濟特區某聯合開發服務公司。
　　原告與經濟特區某公社于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簽訂合作經營協議，雙方商定合作建造和經營一座賓館，由公社提供１萬平方英尺的土地，由原告負責賓館建造和經營所需的全部資金約４００萬港幣。賓館建成后，雙方合作經營１５年。在此期間，公社每年從賓館總營業額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營業后的前７年，每年提取５％；后８年，每年提取９％。經營期間，公社不需償還原告的投資本息，原告也無需繳納土地使用費。如經營虧損，全部由原告負責。合作期滿，賓館的全部財產和權益，無條件歸公社所有。未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擅改協議或將權益轉讓給第三者。賓館建成后投入了正常營業。１９８３年５月，原告將在賓館的投資額人民幣?６５．５?萬元的８０％，計５２．４萬元的權益作價９６萬元，轉讓給某省電站籌建處（被告的前身）。雙方簽訂的轉讓賓館權益的協議于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經某經濟特區政府批準。協議中規定電站籌建處以９６萬元人民幣的股金（５０％付港幣，５０％付人民幣）占有賓館８０％的股權和資產。在協議履行過程中，電站籌建處因無外匯，向中國銀行以人民幣３９．６元兌換１００港元的調劑匯價將４８萬人民幣兌換成港幣１２０３４３９．５元，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６日匯付給原告港幣６０６７１９．７元。原告不同意，主張應按國家當天公布的外匯牌價人民幣２４．６７元兌換１００港元折算。為此被告應再補付港幣７３２２４２元。雙方為此發生爭議，原告遂于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２日向某市法院起訴。
　　第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一）電站籌建處已撤銷，它對賓館的權益已轉給電站服務公司，后又改名為某聯合開發服務公司，故確定由該開發服務公司作為被告參加訴訟。（二）調劑價是國內企業間通過銀行調劑外匯余缺的一種內部匯價，根據國家有關外匯管理的規定，不能適用于僑資、外資、中外合資企業。電站籌建處用國內企業名義調劑外匯與香港公司結算支付是違法的、無效的。（三）原告將其在賓館的權益轉讓給電站籌建處，事先并未征得公社同意，這是違反雙方合作經營協議的。事后雖經市政府做工作，公社仍有意見，不愿參加董事會，并聲稱要收回作為第二期投資的土地。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６日，公社以原、被告違法轉讓賓館權益侵害其合法權益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損失人民幣４０萬元。
　　法院曾多次召集原、被告雙方進行調解，但因被告堅持已見，以外匯調劑價折算是合法的，且已為原告的原董事長陳某等三人接受，新董事長不能否定前任董事長的合法行為為由，拒絕按國家公布牌價折算給予原告補償，調解不成。其間，被告的董事長陸某曾以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的身份，“召集”省法院經濟庭和第一審法院的有關負責人以及承辦本案的人員同被告的負責人一起去匯報調查情況，研究解決方案，并為如何審理本案定了調子：（一）轉讓賓館權益是人民幣交易，協議中未明確人民幣如何折算為港幣，雙方均有過失，其中４８萬元人民幣兌換成港幣，是原電站籌建處代原告換的，被告不能為此承擔經濟損失；（二）要盡量維護被告的權益，減少被告的損失，力爭在雙方多接觸的基礎上，使原告撤訴；（三）若原告堅不撤訴，最多賠償應補償額的三分之一。因為多次調解未成，原告多次要求法院判決，但法院遲遲不定。原告為避免曠日持久的拖延下去，使其遭受更多的經濟損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建議終止轉讓賓館權益的協議。被告對原告的建議表示同意。雙方在法院主持下，經過半年多的磋商，終于達成和解協議：（一）雙方同意終止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簽訂的賓館權益轉讓協議，被告將購買的８０％的股權返還原告，原告將已收到的４８萬人民幣和６０６７１９．７元港幣連同利息返還被告；（二）１９８４年３月以前已付給電站籌建處的紅利人民幣９３３１０．０２元從賓館收入中支出；（三）被告派往賓館的總經理和會計各一名的工資從賓館營業成本中列支；（四）被告不再享有賓館８０％的紅利。原告于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向法院申請撤訴，法院于９月１２日裁定準予撤訴，訴訟費港幣１萬元由原告負擔。
　　本案的處理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沒有確認轉讓賓館權益的協議無效。本案原、被告雙方簽訂轉讓賓館權益８０％的協議，事先未曾征得公社的同意，違反了原告與公社合作經營賓館協議中“未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將權益轉讓給第三者”的規定，侵犯了公社方的合法權利。原、被告之間的這一協議后來雖經市政府批準，但從法律角度說，應當認為是無效的。

　二、沒有依法將公社列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在原、被告訴訟過程中，公社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法院對原、被告提起訴訟，成為訴訟當事人是合法的，符合民事訴訟法（試行）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法院卻沒有讓公社參加訴訟，甚至連公社的起訴狀等材料也沒有訂入案卷，這顯然是錯誤的。

　三、法院屈從于行政干預，沒有秉公執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人民法院進行審判活動的一項基本原則，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民事訴訟法（試行）都作了明確規定。受理本案的法院在案件事實已經查清，是非已經分明的情況下，面對行政干預，不敢秉公執法，而是違心地久調不決，迫使原告最終不得不作較大的讓步以了結此案。兩級法院的有關負責人和被告一方的董事長、訴訟代理人一起聽取承辦人員的調查匯報，然后研究處理方案，這種做法嚴重違反了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的審判程序，也嚴重違反了當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損害了法院嚴肅執法、公正無私的形象。

　四、處理不公平。從原、被告雙方在法院主持下達成的和解協議看，原告按返還原則退還了收取的股金及其利息，而被告只返還了賓館權益，對賓館在轉讓期間１９８４年３月以前已獲得的紅利人民幣９３３１０．０２元則沒有返還。這顯然有失公平，違背了秉公執法，保護外商或港澳同胞的合法權益的原則。

〔案例之三〕
　　香港某茶樓訴某縣工人文化宮合作經營合同糾紛案
　　原告：香港某茶樓。
　　被告：某縣工人文化宮。
　　原告與被告于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０日簽訂合作經營快餐部的協議。協議規定，被告提供６００平方米場地和４０名工人，并負責組織施工，原告無息提供資金５０萬元港幣，用于基建和設備投資，其中１５萬元用于進口設備及工具。另外，原告還負責無息提供２０萬元港幣，作為合作經營的快餐部周轉用的流動資金。雙方還約定，建筑材料除部分從香港進口外，其余在國內購買。協議自主管部門批準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５年。３月２２日，協議經該縣外經委批準。６月７日，該縣外經委根據省人民政府關于禁止國家機關、團體、學校及其他事業單位從事商業活動和經營進出口業務的規定，發出正式文件，決定停止原、被告雙方的合作經營項目。原告對此決定有異議，曾多次找被告、該縣外經委、省外經委，要求繼續履行協議。在此期間，原告向被告匯款３萬元港幣，為被告用于快餐部的基建，同時原告還在香港購買了部分設備，被告則為原告代墊了伙食、車費等費用。原告因多次交涉未果，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賠償因不執行協議給他造成的損失。
　　第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被告雙方簽訂的協議原來是有效的，但后來因為主管部門決定予以停止，該協議即告失效。在協議有效期間，原告未向被告交付任何設備，也未匯付任何資金。原告匯入３萬元港幣，是在主管部門決定終止執行協議之后。原告單方面堅持要繼續籌辦快餐部，拒絕終止結算，事后又提出高額索賠，顯屬不妥。被告在協議終止后將原告匯付的港幣３萬元投入基建中使用，亦不恰當。法院參照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二條第二款和經濟合同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判決如下：（一）原、被告雙方簽訂的合辦快餐部的協議無效；（二）被告償還原告匯入的投資款折合人民幣９５７６元，利息９５５．９３元，合計人民幣１０５３１．９３元；（三）原告歸還借支款及被告代墊款計人民幣１２４４．２１元；（四）第二、三兩項折抵后，被告應退還原告人民幣９２８７．７２元，按判決之日外匯牌價兌付港幣，通過中國銀行匯付出境。
　　原告對判決不服，提出上訴。第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原、被告雙方自愿達成并經主管部門批準的合作經營協議，因主管部門指令停止執行而失效，雙方均不承擔違約責任。對縣外經委的決定，雙方均應無條件執行。原告在協議已被停止執行后，單方堅持要繼續履行協議，并匯入款項，購買設備，純屬原告一方意志，應當自負其責；被告在接到縣外經委停止執行協議的書面通知后，仍接受原告匯來款項用于基建、亦屬不當。原審法院判定協議無效并適用經濟合同法第十六條有誤，為此判決：（一）撤銷第一審判決第一項關于協議無效的認定；（二）維持第一審判決的二、三、四項；（三）在協議停止執行后，雙方為籌辦合作項目支出的費用除上述判決的以外，由雙方各自負擔，互不賠償損失。
　　本案處理的關鍵問題，是原、被告雙方合作經營快餐部的協議不能因為縣外經委決定停止執行而自然失效。我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一貫主張重合同，守信用。涉外經濟合同依法成立，對于當事人雙方即具有法律約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合同。縣外經委的決定，可以作為國內一方與外方協商變更或終止合同的依據，除雙方在合同中有約定外，一般不屬于不可抗力，如果因此而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應當給予合理賠償。主管機關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終止雙方依法成立的經濟合同。就本案而言，縣外經委作出的停止原、被告雙方協議的決定，只能對被告一方起指令作用，而對原告并無拘束力。被告可以據此向原告提議進行協商終止協議，但在雙方協商同意終止前，原協議仍然有效。因此第一、二審法院判定原、被告雙方的合作經營協議，因縣外經委決定予以停止即告失效，雙方均應無條件執行縣外經委的決定，以及原告在縣外經委作出決定后對其繼續執行協議的行為應自負其責等等，都是不正確的。

〔案例之四〕
　　某縣醫藥公司訴某部隊貨物損害賠償糾紛案
　　原告：某縣醫藥公司。
　　被告：某部隊。
　　原告所屬“岱商三號”運輸船，核定載重噸為２０噸，實載百雜貨２１．６噸，于１９８４年７月５日上午９時２０分自寧波港啟航開往岱山，約１０時３０分時航行到王家洋與清水浦之間的甬江江面，與被告的一艘登陸艇相遇，該艇以平均８．２節的航速逆水航行，鼓浪較大，沖擊了原告的貨船，致機倉、貨倉進水，船體迅速傾斜下沉，雖經其他船舶救助，在江南沖灘，仍造成貨物損失折合人民幣３２７９８．２１元。原告向海事法院起訴，要求判令被告賠償損失的５０％。被告在答辯中矢口否認浪損事實，拒絕承擔任何賠償責任。法院經過認真細致的調查，搜集了比較充分的證據，特別是找到當時在岸邊放羊、目擊登陸艇浪損“岱商三號”船的老人俞某，取得了證詞。在證據面前，被告不得不承認浪損事實。法院在審理中查明：原告所屬“岱商三號”違章超載貨物１．６噸，且配載不當，造成拱頭；船長在遇到登陸艇鼓浪時沒有及時采取避讓措施。被告違反寧波港港章關于在甬江中逆流航行最高不得超過６節的規定，高速航行，而且不聽港監勸阻，繼續超速航行，鼓浪沖擊了原告貨船，以致貨倉進水，造成貨損。根據以上情況，法院認定原告超載及配載不當是導致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被告違章高速航行是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判令原告承擔７０％的責任，被告承擔３０％的責任。
　　本案處理的主要問題是，對貨損責任的判斷不妥當。原告違章超載及貨物配載不當，為船沉貨損伏下一種潛在的危險，然而這僅是一種可能性，而非船沉貨損的必然原因。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的是浪損。被告在甬江中違反港章超速航行鼓浪沖擊“岱商三號”是導致原告船沉貨損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特別是被告不聽港監勸阻，置其他船舶的安全于不顧，繼續高速航行，終于造成原告船沉貨損，性質是嚴重的，應當嚴肅處理。雖然被告的損害責任可因原告的過錯而適當減輕，但仍應責令被告承擔較多的賠償責任。

〔案例之五〕
　　某出版物資公司訴某縣運輸處貨物損害賠償糾紛案
　　原告（反訴被告）：某出版物資公司。
　　被告（反訴原告）：某縣運輸處。
　　第三人：某造紙廠。
　　原告于１９８１年向第三人訂購５２克二號卷筒凸版紙３５００噸，并由第三人代辦水上貨物運輸事宜，托付被告承運。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８日被告所屬“源駁１０號”船在第三人處受載７６．１３７噸紙張，由拖輪拖帶至上海，１２月７日到達目的港后，系泊在蘇州河某泊位第四檔，９日中午移泊該泊位第一檔。當晚２４時，“源駁１０號”船駕長楊某察看潮艙，無有漏水現象，誤認為開始漲潮，便睡覺去了。該駁船因無人值班，１０日晨始發現貨艙進水，船體下沉，經查系駁船因退潮擱淺，船底被棄置于河道的廢鐵梯觸漏，紙張受損６７．７６３噸，計人民幣４８３３５．３元。原告認為這是一起責任事故，要求被告負全部賠償責任；被告則主張這是一起意外事故，拒不承擔任何責任。雙方交涉數年，其間并經航政管理部門調解，均無結果，原告遂于１９８５年１月向法院起訴。在訴訟期間，被告對原告扣留其另一航次運費人民幣２０２５０．５５元，以及本航次發生海損事故后支出搶救費、駁船修理費、救助延期租費共７８４２．５４元，提起反訴。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違反《蘇州河港航管理若干暫行規定》第九條關于船舶停泊期間值班制度的規定，１２月９日２４時起至次日早晨沒有安排人員值班。同時，該駁船駕長錯誤地計算了潮汐的漲退時間，造成駁船因退潮擱淺而觸損，貨艙進水。因此被告對事故造成的損失應負賠償責任，第三人對本起事故無任何責任。原告扣留被告另一航次的運費不當，應將該運費歸還被告。在法院主持下，原、被告雙方達成如下協議：（一）原告承擔６５％的經濟損失；（二）被告承擔３５％的經濟損失，由被告賠償原告人民幣１６９１７．３３元；（三）原告扣留被告運費２０２５０．５５元歸還被告，其余部分由被告負擔；（四）雙方同意法院對訴訟費的決定：本訴的訴訟費人民幣５０７．２４元由被告承擔；反訴的訴訟費人民幣３４４．９元，原告分擔２６０．９元，被告分擔８４元。
　　本案的處理有以下問題：

　一、讓無責任的原告承擔大部分經濟損失是不對的。這次海損事故的發生，主要出于承運人的疏忽大意。承運人如果按照規定安排值班人員值夜班，在落潮時將纜繩松動，使駁船能夠隨落潮水位向河中心移動，就可以避免擱淺，船底也不會為河道中的廢鐵梯觸損。因此承運人對海損事故的經濟損失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在這起責任事故中，原告沒有過錯，與事故的發生沒有聯系，對事故造成的損害自不應承擔責任。法院在主持調解中，讓原告承擔６５％的經濟損失，于法無據。如果被告賠償全部經濟損失確有困難，可以分期償付或予適當減免。原告為照顧被告的實際困難，自愿放棄部分訴訟請求的，也可以準許。但是絕不能把這種自愿放棄與依法應當承擔的責任混為一談。

　二、沒有依法通知有關部門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并承擔適當責任。這次海損事故是因為駁船擱淺，船底觸在廢鐵梯上穿了四個洞，致使貨艙進水造成的。城建部門修建上岸用鐵扶梯時，將拆下的廢鐵梯任意拋入蘇州河河道，而航道管理部門則疏于檢查，沒有及時發現和清除。如果河道上沒有廢鐵梯，即使駁船擱淺，也不一定會發生觸損造成貨物損失。因此，城建部門和航道管理部門對于這次海損事故的發生都有一定的責任。法院對它們的責任未予追究，也沒有向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