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美達多財務有限公司。住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05-313永業中心。
被告：瑞昌置業有限公司。住所：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
被告：聚龍集團有限公司。住所：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
被告：黎君剛，香港居民，住香港新界。
被告：溫美娟，香港居民，住香港新界。

原告是在香港注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并經香港許可證法庭根據《放債人條例》頒發放債許可證，取得經營放貸、借款業務資格。被告瑞昌置業有限公司(下稱瑞昌公司)、聚龍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聚龍公司)均為在香港注冊成立的企業。被告黎君剛、溫美娟為香港居民。

1996年11月22日，原告與瑞昌公司在香港簽訂了一份《貸款協議》，約定由原告貸款1.13億港元給瑞昌公司，利率為年息15％，期限為24個月。同日，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簽署《不可撤銷保證書》，并以保證人身份出具一份《承諾書》給原告。同月25日，瑞昌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抵押書》，以其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46層物業作為上述貸款抵押，并于次日在香港土地登記處辦理了抵押登記。1997年1月31日，原告與四被告又簽訂一份《補充契約協議》，約定由原告再次向瑞昌公司貸款1300萬港元，此補充協議作為上述《貸款協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作為上述保證債務的一部分納入保證范圍內。瑞昌公司的上述抵押物亦作為補充貸款的抵押擔保，于2月4日再次辦理了抵押登記。當事人之間簽署的上述協議等均表明受香港法律監督和解釋。

原告提供了1.26億港元的貸款后，被告未依約償付本息給原告。1998的3月，原告入稟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要求四被告償還貸款本息。訴訟期間，原告與四被告達成和解協議，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接納該協議并于1998年4月發出《同意命令》，裁決由四被告按照和解協議中的《安排表》向原告償付港幣131489618.40元，并支付港幣本金1.26億元由1998年3月19日起算至欠款全部還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5％的年息計算；被告同時還應支付應付而未付利息金額的利息，以20％年利率計算。而被告又未依期還款。原告于1998年12月15日公開拍賣瑞昌公司用作抵押的物業，得價款6150萬元。至1998年12月15日止，瑞昌公司仍欠原告港幣8729.2萬元(其中本金港幣7186.6萬元)。此后，被告未再還款，亦未提供在香港可供執行的其他財產。原告查得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在廣州有多處房產和地產，遂以被告在內地有可供執行財產為由，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四被告償還尚欠借款本息。

被告瑞昌公司答辯稱：其與原告之間的借貸關系與內地無任何連接點，且本案借貸糾紛已在香港法院審理過，并已作部分清償，法院不應再受理本案。

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共同答辯稱：我們為借款擔保是從債務人，而主債務人瑞昌公司在內地沒有任何財產，故本案不受內地法院管轄。原告依從合同關系向內地法院起訴我們無依據。

審判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屬借款擔保合同糾紛。各方當事人約定選擇香港法律作為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故本案適用香港法律調整。原告為在香港注冊并依法取得放債人資格的企業，其與被告瑞昌公司于1996年11月22日簽訂的《貸款協議》及1997年1月31日簽訂的《補充契約協議》，均為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雙方借貸的約定并不違反香港《放債人條例》有關放債業務的限制及過高利率之禁止，應認定協議合法有效，對當事人各方均具有約束力。原告已依約發放了貸款給借款人，瑞昌公司逾期未如數償還貸款本息屬違約，瑞昌公司應清償尚欠原告的貸款并承擔約定的違約責任。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為瑞昌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出具的《承諾書》及在《補充契約協議》中所作的保證承諾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與現行香港法例無悖，擔保應認定為有效，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應履行擔保義務，對瑞昌公司欠原告的債務承擔約定的連帶清償責任。雖然本案糾紛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訟，但因目前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尚無相互申請承認和執行對方法院判決的安排，且本案當事人在有關貸款協議及承諾書中并未選擇管轄法院，因此，原告在其權益仍未得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向有可供執行財產地的內地法院起訴請求保護其合法權益，本院對本案具有司法管轄權，原告的請求應予支持。因本案合同當事人約定適用香港法律，根據香港《放債人條例》之規定以及香港現行的有關債之擔保的法例，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及溫美娟依約對原告承擔擔保責任。依照香港《放債人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的規定，該院于2000年4月13日判決：

一、被告瑞昌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付原告87292073.19元(其中本金為71866151港元)及自1998年12月15日起至還清款日止的利息和罰息(以所欠本金按年息15％計息并加收20％的罰息)。

二、被告聚龍公司、黎君剛、溫美娟對瑞昌公司判決第一項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評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回歸后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享有立法權、行政管理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因此，香港與內地實行的是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屬于同一主權國家的不同法域。當兩個不同法域之間進行各種交往活動時，在法律方面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各種沖突，該沖突即區際法律沖突。在審判實踐中，如何解決這種區際法律沖突，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本案從程序上和實體上給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司法管轄權的沖突；二是適用外域法律的困難。

一、關于司法管轄權

在本案中，原、被告雙方均為香港公司和香港居民，合同的簽訂、生效、履行地都在香港，香港法院有管轄權是無疑的；該案又已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作出裁決，那么，當事人可否就同一事實再向內地法院起訴受案法院是否有司法管轄權

司法管轄權主要是法院受理案件并作出裁決的權利和權限。它既關系到當事人的實體權利能否得到及時保護，又涉及到司法主權問題，是任何一個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決的問題。內地與香港都有審理涉及外國的案件所適用的程序規則，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審理區際案件的程序規則。因此在實踐中，各地區應本著務實、實際有效的原則確定管轄權。

我國現行法律對涉港澳案件的管轄尚無特別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在訴訟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訴訟法關于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辦理；在實體方面，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章的規定辦理；應適用香港、澳門地區的法律或外國法律的，可以適用。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澳門雖然與內地屬同一主權國家，但在程序和實體處理方面按涉外案件處理。本案審理時，受案法院主要審查了以下幾點：

首先，審查當事人是否約定選擇香港法院管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用書面協議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管轄。”如果當事人選擇了香港法院管轄，則排除了內地法院的管轄權。而本案當事人在有關貸款協議及承諾書中，只約定受香港法律的監督和解釋，并未明確選擇由香港法院管轄；在糾紛發生后，亦未以任何形式達成協議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地點的法院管轄，故未排除內地法院管轄權。

其次，審查該案與內地法院尤其是受案法院有無連接點。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被告提起訴訟，如果合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簽訂或者履行，或者訴訟標的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有可供扣押的財產，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設有代表機構，可以由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者代表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本案第二、三、四被告在廣州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故受法院可依據“有可供執行財產地”的規定取得管轄權。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指出，“凡中國法院享有管轄權的涉外、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外國法院或者港澳地區法院對該案的受理，并不影響當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國人民法院起訴，但是否受理，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本案盡管與受案法院有連接點，但是否受理仍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筆者認為，如果本案未經香港法院審理，因為當事人雙方都是香港注冊的企業或居民，合同的簽訂地、履行地均在香港，受案法院可能會依“不便管轄原則”放棄管轄權。但本案是因為債權人在香港訴訟后債權未得到充分實現，才向受案法院起訴的，且目前內地與香港尚無調整兩地法院作出的判決相互承認與執行的安排，如果對該類案件不予受理，會形成一個法律漏洞，即債務人在香港發生債務后，在內地雖有財產但在香港卻無財產可供執行、或惡意將財產轉移到內地的，使債權人在香港尋求司法救濟的手段落空，不利于切實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應允許債權人向在內地有可供執行財產地的法院起訴。綜上所述，對該案的受理，是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在法理和法律上都是有充分依據的，在目前香港與內地尚無此類司法協助安排而形成的法律真空狀態下，是切實可行的。

此外，本案還涉及一個主從合同的管轄問題。主合同的債務人瑞昌公司在廣州沒有任何財產，即與廣州沒有任何連接點，僅是從合同即擔保合同中的擔保人在廣州有可供執行的財產，這種情況下內地法院能否受理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本案主合同債務人在廣州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受案法院對主合同糾紛沒有管轄權，因此原告向受案法院提起訴訟無法律依據，受案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筆者認為，我國司法慣例允許當事人在一案中同時起訴主債務人和擔保人，當原告選擇在一案中同時起訴主債務人和擔保人時，人民法院可作一案一并處理。此外，從民訴法第二百四十三條來看，并未要求一案中所有的被告人都有可供扣押的財產，只要部分被告人在內地有可供扣押的財產，該財產所在地法院既可取得該案的管轄權。當然，對該法條適用有不同解釋，但在法無明文否定情形下，結合有關國際司法慣例及切實維護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原則，內地法院受理本案無疑是正確的。

因此，受案法院對該案行使了管轄權。

二、適用外域法律的困難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法官除了能夠查證到香港《放債人條例》這一規范放債人資格及放債行為的香港法律可資依照和援引外，有關調整合同關系特別是擔保關系的香港法律并無相應的成文法條。加上我國內地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在長期的辦案過程中形成一種固定的思維定式，即采用三段論式邏輯推理，因為查不到具體的法條，對如何適用香港法產生疑慮。有人提出，當事人無法提供法律依據，法院在依法調取的情況下也無從可得，按照司法實踐，可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適用法院地法即內地的法律來判決。

根據解決司法沖突的一般原則，對沖突所涉及的多個法域的法律應平等地進行選擇，或可能是外域法，或可能是內域法。我國在解決區際沖突中也適用這一原則。如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案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適用香港法律，因此香港法應作為處理本案的準據法。但由于歷史的原則，內地和香港相互之間對對方的法律都了解甚少，在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困難是：

1.香港的法律制度屬英美法系，其法律淵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衡平法、習慣法等，對我們了解香港法律制度造成一定困難。而兩地語言文字的差異則給互相了解造成巨大的障礙。正如《“一國兩制”法律問題面面觀》一文中提到的，“英國的判例一般都追溯到19世紀中葉，這些判例香港經常要運用，要把這一百多年的判例都譯成中文是不可能的，要將26卷的成文法譯成中文也是件艱巨的工作，需要一段時間。……單由香港或單由內地翻譯這些判例或成文法都是有困難的，因為香港方面雖然對英文和英國法律比較熟悉，但對中文及中國法律的術語卻不大精通；而內地在英文水平、香港法律及英國法律方面的了解上也有一定的問題。”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3條規定：“對于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律，可通過下列途徑查明：(1)由當事人提供；(2)由與我國訂立司法協助協定的締約對方的中央機關提供；(3)由我國駐該國的使領館提供；(4)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提供；(5)由中外法律專家提供。通過以上途徑仍不能查明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在審判實踐中，如果適用的外國法律屬成文法，上述途徑應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對于主要適用判例法的國家或地區，就存在相當的困難。本案中，當事人僅提供了《放債人條例》及原告委托的具備香港特別行政區合法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對本案有關擔保人之責任事宜提供的《法律意見書》，該律師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認可和委托的香港律師之一。

受案法院合議庭經慎重考慮后認為，既然當事人在合同中選擇了處理爭議所適用的準據法，就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尤其在香港回歸祖國后，以“通過上列途徑仍不能查明”為理由置當事人約定于不顧，適用內地法，是不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法律制度也成為一句空話。根據擔保這一世界上普遍而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共同原理，考慮到內地成文法傳統與香港判例法為主要特征在適用法律技術上的差異，依照香港現行債之擔保的法例及當事人的約定，判決擔保人對該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在適用法律的技巧上無疑是成功的，作出的判決也是正確的。

責任編輯按：

由于內地與香港特區之間目前尚無相互承認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司法協助安排，故依香港法院判決勝訴之當事人就敗訴當事人在內地之財產為清償債務之執行，無法獲得內地法院對香港法院判決之承認和執行，只能采取就同一關系在內地法院再次訴訟的方式，以獲得內地法院的勝訴判決為就敗訴當事人在內地之財產予以執行的依據。

這種以當事人在另一法域內的財產為執行目的的訴訟，屬于“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例外，從而在管轄權因素上也相應地產生例外。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論是在同一法域，還是在不同法域，同一法律關系的當事人發生訴訟，經有管轄權的法院判決后，均不得以相同事實、相同理由、相同請求在另一法院再次訴訟。這其中即有管轄權、司法權的因素，也有一法域程序法和實體法的既判力的因素，所以，“一事不再理”原則得到廣泛的承認和運用。

但是，任何法域的法院判決均只有域內效力，不具有域外效力。該法域法院判決要想獲得域外效力，國際慣例唯一的方法是通過司法協助方式獲得，其前提條件是兩國或兩地之間有相互承認和執行法院判決的司法協助關系。在兩國或兩地之間沒有這種前提條件的情況下，根本談不上一法域法院判決在另一法域的域外效力問題；此時，一方當事人要想獲得在另一法域內對對方當事人所具有的某種法益，則必須另行訴訟才能獲得；而此種法益，顯然是為另一法域的法律也同樣予以保護的一種法律上的利益，并為另一法域的程序法上的管轄權和實體法上的拘束力所支配。換言之，這種法律關系權利義務內容的全部實現，不僅需要發生地法律的調整，也需要該法律關系所涉及的人、事、物所在地法律的調整；經一地法律調整后，并不能解決法律關系及其爭議的所有法律問題，就未解決的問題或者未實現部分的權益來說，還需要另一地法律的調整。因此，另行在另一法域法院提起訴訟，實質是一種補充救濟手段，這在各國、各地的審判實踐中都是允許的。此種訴訟管轄權的確定，已不具有原始意義上的管轄性質，應以補充救濟為目的來確定管轄權，即以該法律關系所涉及的人、事、物與此訴訟法院地有聯系為確定管轄的連接點，從而排除在原獲勝訴判決法院地的管轄權因素的適用。

這種案件毫無例外地不屬于同一法域內的普通案件，因此，在實體法適用上應依照沖突法的規則確定審理案件應適用的準據法。

出處: 人民法院案例選. 二○○二年第二輯(總第4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