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王旺。
被告：徐州市蔚藍海岸置業有限公司。

原告王旺與同事王成于2000年7月23日晚7時許去被告蔚藍海岸公司游泳。當時被告為原告提供了240號放物柜的明、暗兩把鑰匙，原告見240號放物柜已被他人使用，未與被告工作人員聯系即使用了233號衣物柜，用明鎖上鎖。當晚8時許，原告及朋友泳畢，到放物柜更衣，發現明鎖被換，手中的鑰匙不能打開鎖。因當時被告處另有一起丟失財物案件發生，徐州市公安局夾河派出所的2名警員正在現場查處中，原告即向警員講，我的鎖被換了，我的手機肯定丟了。接著，被告經理按原告告知的號碼撥號，未聽到放物柜內有手機響鈴聲音，即安排工作人員在夾河派出所民警在場的情況下撬開明鎖，經查看放在柜中的塑料袋中僅有手機套而沒有手機。之后，原告等人隨警員到夾河派出所作了報案記錄。原告陳述其摩托羅拉cd928手機丟失，購買時價格為3300元。另查明，被告蔚藍海岸公司游泳館存衣室內有貴重物品應予寄存的告示。

經委托徐州市價格認證中心鑒證，cd928手機在評估基準日，即2000年10月25日基準價為人民幣1500元。

原告王旺向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法院起訴稱：因被告的疏忽，導致其手機等被盜。請求判令被告予以賠償。

被告蔚藍海岸公司答辯稱：我方在休息室有派人巡視，原告是否丟失手機等不清楚。我方不應承擔責任。

審判

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蔚藍海岸公司主張原告王旺手機是否在其處丟失不能確認。但在原、被告及警方在場情況下撬開放物柜發現柜內僅存手機套，如推定原告前往被告處游泳時，僅帶手機套而未帶手機與一般情況不符。原告購買了游泳券游泳，被告按照交易習慣提供了存放衣物的放物柜及鎖具，雙方形成了保管合同關系，被告對原告存放的物品負有保管義務。現被告不能證明明鎖被換其沒有過錯，且其不能證明明鎖的其他鑰匙已被銷毀的主張，故被告對原告保管物丟失應承擔次要損害賠償責任。原告領取的鑰匙為240號，而其實際使用了233號物柜，致使暗鎖未使用，使被告提供的保管措施未能全面實施，故其對保管物丟失應承擔主要責任。原告未將其攜帶的手機作為貴重物品向保管人員聲明，該物品丟失后保管人可按一般物品予以賠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四條、第三百七十五條的規定，該院于2000年10月30日判決如下：

被告徐州市蔚藍海岸置業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原告王旺經濟損失人民幣300元。

評析

在這起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中，法院審理推定消費者丟失了手機，卻判決經營者只賠償經濟損失300元，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在于法官是從以下四個方面考慮的：

1．是否形成了保管合同關系

本案中，原告購買了游泳券到被告處游泳，被告按照交易習慣提供了存放衣物的放物柜及鎖具，根據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應當給付保管憑證，但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的規定，雙方形成了保管合同關系，被告應對原告存放的物品負有保管義務。

2．當事人雙方的責任如何劃分

在這起保管合同法律關系中，被告不能證明放物柜的明鎖被換自身沒有過錯，并且不能證明明鎖的其他鑰匙已被銷毀，根據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保管期間，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毀損、滅失的，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保管是無償的，保管人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被告對保管物丟失應承擔次要的損害賠償責任。原告領取的鑰匙為240號，而其實際使用的是233號放物柜，致使暗鎖未使用，使被告提供的保管措施未能全面實施，原告的行為改變了被告提供的保管場所，對保管物的丟失應承擔主要責任。

3．保管物中是否有手機

在庭審質證中，當事人雙方都承認在警方在場情況下，撬開放物柜時，發現柜內僅有手機套，如推定原告前往被告處游泳時，僅帶手機套而不帶手機，與社會生活常理不符，據此，應推定保管物中有手機。

4．賠償數額如何確定

原告在報案時稱丟失的cd928手機，據價格認證部門鑒定，該手機在評估基準日2000年10月25日的基準價為人民幣1500元。但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規定：“寄存人寄存貨幣、有價證券或者其他貴重物品的，應當向保管人聲明，由保管人驗收或者封存。寄存人未聲明的，該物品毀損、滅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賠償”。本案中，原告攜帶的手機作為一種貴重物品，理應向被告聲明。據查實，被告存衣室內也有貴重物品應予寄存的告示。據此，被告可按一般物品予以賠償。

另外，本案能夠根據社會生活常理，認定原告丟失手機這一事實。判決生效后，被告自覺履行了義務。這說明該判決的正確。

責任編輯按：

在日常社會生活實踐中，提供某種特定服務的經營者向接受該種服務的消費者提供存放隨身攜帶的物品的條件，由消費者自行封存并掌管開啟鑰匙，由此形成的是一種交易習慣下的特殊保管關系，與普通保管合同關系在特征、權利義務內容及處理上均應有不同。正確認識這些不同，對正確處理這種特殊保管關系有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普通保管合同關系下，保管標的物明確，且要求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并由保管人給付保管憑證。它以完全轉移保管物的占有于保管人，并由保管人直接實施、控制監管行為，承擔原物返還責任為特征。本案這種特殊保管關系，經營者僅向消費者提供具有一定封管條件的存物空間，由消費者自行存放隨身攜帶的物品并自行封存、自我掌管開啟鑰匙和自行取物，經營者并不占有存放物，但應負責監控存物處外部環境，存放物暫時脫離消費者占有、控制為特征。

其次，上述特征決定，經營者的義務是所提供的存物條件應具備通常的保險功能，和對存物處的外部環境盡到經營者應盡到的注意義務。一般來說，經營者提供的鎖具能較容易被其他鑰匙開啟，應是在提供的服務物品上存在瑕疵，不符合一般安全存放的要求；對存物處的外部環境，經營者應以經營者的專業注意義務予以負責，如必須有專人監管、查看取物號牌等，否則，如果其外部環境的監管措施不符合保障消費者存放的物品的安全要求的，將被認定為未盡到其專業注意義務。

第三，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不發生物品的實際交付問題，是消費者自存自封的，故在與經營者發生存放物品滅失、損害糾紛時，消費者應負存放何物的舉證責任，且應承擔存放的貨幣、有價證券或者其他貴重物品的毀損、滅失以一般物品得到賠償的風險責任，特別是在經營者另有關于貴重物品應另行寄存的告示情況下更是如此。這是因為，按照這種交易習慣，人們通常會以與其交易相適應的謹慎小心從事，具有相應的風險及其防范意識。法律上在規范某種法律關系及其當事人的行為時，不可能超出客觀實際而苛求一方。

在本案中，對于原告所主張的手機丟失事實，審判中采用了推定規則，即根據當事人已經舉證證明的事實，無須該當事人再行舉證，即可推定出另一事實的存在的一種證明規則。本案運用的是“日常生活經驗法則”進行推定的，即人們通常不會僅帶一個手機套，手機套是為保護手機所用的，主、從物之間通常有一個依存關系，可表現為一種日常生活慣性。所以，根據原告已證明的手機套的事實，可直接推定其在游泳的情況下，會將手機一并存放的事實。當然，對此是允許對方當事人提供相反證據予以推翻的。

出處: 人民法院案例選. 二○○二年第二輯(總第4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