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案看我國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缺陷

來源：作者：

　[案情] 2005年6月22日晚，原告俞愛武之夫、方羲（1990年9月21日生）之父、童梅玉（1936年11月14日生）和方本堅（1932年9月14日生）之子、俞德茂和張光萍之女婿方輝乘坐被告歐陽祈君駕駛的贛B21319號小汽車由興國縣開往南昌，行至319線622KM+990M處時，與同向停放在公路右側路面上的被告喻愛民駕駛的贛C56602號大貨車尾部相撞，造成方輝當場死亡。經泰和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認定，被告歐陽祈君負事故的主要責任；被告喻愛民負事故的次要責任。被告歐陽祈君被依法判處一年零六個月有期徒刑。六原告除要求被告賠償喪葬費、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30萬元外，還要求賠償精神撫慰金18萬元。

　　[裁判要點]

　　法院認為，被害人方輝的死亡給原告帶來了巨大精神傷害，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意見，被告歐陽祈君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可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告喻愛民應給予原告一定的精神損害賠償。因此，依法判決被告歐陽祈君賠償死亡賠償金等12.9萬元；被告喻愛民賠償死亡賠償金等8.6萬元，并賠償原告精神撫慰金1萬元。

　　[評析]

　　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規定：“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在處理本案時，認為被告歐陽祈君被判處了1年零6個月的有期徒刑，根據該《批復》判決刑事責任人歐陽祈君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但同時認為，被害人方輝的死亡給賠償權利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傷害，未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喻愛民給予原告1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這一審判結果，雖然符合現有的法律規定，也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但本案基于最高院的《批復》判決在同一事故中，負主要責任的一方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而負次要責任的一方卻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賠償權利人的精神損害得不到強有力的司法救濟的結果，卻顯露出我國現行司法解釋排除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存在的嚴重缺陷。具體表現為：

　　第一、超越了司法解釋的權限，有違法理和法律規定。

　　雖然《刑事訴訟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予以回避，沒有對其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卻并沒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沒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審結后可以單獨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就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是否賠償和如何賠償留有一定的空間，其并未剝奪被害人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訴訟權利與實體權利。而最高院的《批復》卻以司法權剝奪了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這有違司法解釋應服從于法律這一法理，也違背了“法無禁止即享有”這一法諺，司法權超越了立法權。
　第二、破壞了法律的統一性，導致了法律間的矛盾與沖突。

　　《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確認了受害人及其近親屬享有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而對嚴重侵犯人格權和人格利益的犯罪行為，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相應的刑事司法解釋卻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保護之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破壞了法律的統一性。尤其是2002年7月最高院的《批復》是在民事侵權領域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確立和逐步完善的情況下制定的，與相關法律規定的精神是相悖的。這種法律間的沖突與矛盾，嚴重影響了司法權威和公信力，而司法公正需要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作為前提和基礎。

　　第三、顯失公正，與司法公正與效率理念相悖。

　　從理論上講，有損害必有救濟。因犯罪行為而導致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精神上遭受損害的情況是實際存在的，有損害發生后，就應當有司法上的救濟。對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受害人尚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刑事犯罪，被害人卻無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對被害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另外，與民事訴訟中精神損害賠償范圍不斷擴大相比，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不能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其在法律地位上低于民事訴訟原告人，兩相比較，對被害人來講也是不公平的。

　　公正與效率，是現代司法追求的價值和目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是在堅持公正的前提下，為提高訴訟效率而設立的一項制度。這種為追求訴訟效率而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重大權益——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護之外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釋，與人民法院努力實現公正、效率的司法價值目標不符，違反了基本的社會正義觀念，不利于打擊犯罪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難以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第四、強化了刑事責任替代民事責任的錯誤觀念。

　　因犯罪行為引起的精神損害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不得在刑事案件審結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這實際上隱含著也在強化著一個錯誤的觀念：在涉及精神損害的案件中，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夠替代民事責任。而從法律關系角度分析，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既侵犯了公權法律關系，也侵犯了私權法律關系，被告人理應承擔刑事與民事兩種責任；從法律責任角度分析，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是并列關系，二者可以并行而不可替代；從責任追究的角度看，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同時存在，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也不違反部門法之間的責任競合的處理原則；另外從實踐分析，精神創傷的撫慰需要多種方式①。
確立精神損害賠償符合世界性的立法趨勢。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基于對被害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大都確立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的合法性。如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精神的全部損失。而在美國，因傷害身體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而要求賠償的理由，被害人除傷情部分可以得到賠償外，還可以再行請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②。 貝卡利亞曾云，“遭受損害的福利愈大，犯罪動機愈強烈，阻止他們犯罪的阻力就應當愈大。”因此，當被告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使被害人遭受了精神損害，對其不但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且要使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使其在經濟上也受到應有的制裁。確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體現了公平正義理念，有利于切實的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有利于保障人權。

　　筆者認為，確立我國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勢在必行。

　　注釋：

　　① 莫湘益著：《論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擴張》，載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② 王琳著：《精神損害賠償何日走進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源于www.tyfw.net（天涯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