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專題：民事訴訟如何實現檢察監督
主 持 人：郭紀元
發 言 人：劉金華、王秋蘭、史 飚、李 響
時 間：2007年11月24日 星期六 15：00——16：30
地 點：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禮堂

郭紀元：“民事訴訟如何實現檢察監督”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因為從最初奴隸制的彈劾制度一直到封建制國家的追訴主義，再到法國正式建立檢察制度這之間跨過了很長的時間。如今各國在檢察制度和技術上都有千差萬別的變化，但這種制度在中國來看，從過去的前蘇聯、東歐的模式到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當時是計劃經濟，國家權力強行進入，這種“以公抑私”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在轉型期審判制度改革更多的是強調當事人主義，在這個訴訟模式下我們回首看一看，在檢察監督的過程中我們分別走過了：有一些檢察官可以提起民事訴訟，同時在民事訴訟的過程中可以坐堂進行監督，包括提出司法建議；另外，在訴訟結束之后還有一個抗訴的程序來對訴訟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因為考慮到民事訴訟的學術背景和學術視野，這是一個涉及到憲政、政治學等諸多法學領域的龐大話題，因此我們把它限定在“民事檢察監督存廢大辯論”這樣一個很小的領域內。下面我介紹一下正反雙方的老師：反方：李響老師，從美國歸來的青年學者，是我們民訴的新生代；尊敬的劉金華教授，她對這個問題也非常有見地，正方是王秋蘭教授和美麗的史飚教授，下面他們將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論戰”。
王秋蘭：首先非常高興今天能有這么一個機會來和大家談一下檢察監督權在民事訴訟中要不要發揮權能以及發揮權能到什么程度這個問題。上午很多其他專業的老師都提到了食品衛生，他們提到了現在我們的國家可以不作為，社會也可以不作為，但是法院不能不作為。但是我個人認為法院要作，但是它必須要按照訴訟“不告不理”的原則，法院不可能主動起訴，當出現這種涉及到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案件的時候，就需要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做這件事，使其進入到訴訟程序中，最終通過法院來解決問題。再者，基于我國的現狀，我國檢察院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提起訴訟方面，更主要的職能就是監督，所以我方觀點是：檢察院要在民事審判中發揮作用，而且是在民事審判的整個過程發揮作用，這個過程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訴前過程，在案件沒有送到法院之前我們認為檢察院可以以提起訴訟的方式參與訴訟，當然我們將這些案件界定為一方面的傳統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例如禁治產案件，另一方面的現代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例如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環境污染案件、反壟斷案件、妨害公平競爭案件、侵犯小股東權利的證券案件等涉及到大多數弱勢群體的案件。二是訴訟開始后的訴中階段，檢察院可以以訴前提起民事訴訟案件的身份繼續參與民事訴訟，如果不是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案件則是基于監督者的身份參與進來。三是時候監督階段，即法院處理案件以后的抗訴制度，我國對于抗訴的規定很簡單，應該從以下幾方面來完善：一方面檢察院要對法院審判過程中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因為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按照案件性質的不同分為訴訟程序（一審、二審、審判監督程序）和非訴程序，所以檢察院既可以對訴訟程序進行監督，也可以對非訴程序進行監督，既包括對審判員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也包括法院在適用審判權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判決、裁定、甚至調解書。再者，民事訴訟法是一個大民訴，就是說既有審判問題，又有執行問題，因此對于法院執行中出現的違法情況的監督目前還是空白，所以我們認為檢察院應該對法院審判、監督等全過程進行監督。
為什么是大監督，我們的理由有如下幾個方面：從《憲法》對我國檢察院的定位來說：《憲法》第129條規定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131條規定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從這兩個規定來看，我國檢查院的權能不是單一的而是復合型的，既有檢察權又有法律監督權，這些權能在民事訴訟中又是怎樣體現的？不同的權能有不同的體現方式：檢察權是檢查院的最初權力，實際上就是檢察院的訴權，我是這樣考慮的：因為檢察權經歷了從私權救濟到公權救濟、從自訴到國家起訴的產生過程，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案件，最初的解決辦法都是私力救濟，但是私力救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于是就產生了訴訟這樣的公力救濟方式。訴訟采取的是“不告不理”，法院處于一種消極中立的地位，刑事案件最初是采取“自訴”的方式，隨著犯罪對社會的危害越來越大，受害人的自訴受到很大的限制，這種情況下就會帶來自訴人所解決不了的問題。而且自訴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不但侵犯了受害人的權利而且侵害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這時就形成了國家起訴。我們知道法國最初是“大司法”，檢查官是法官旁邊站著的法官，基于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出發，不管各個國家的體制、對檢察制度的定性如何，都無一例外將刑事案件的起訴權賦予檢察院，這時的檢察權實際上就是形式訴權。大家可能會說，在刑事案件里檢察院當仁不讓的享有起訴權這沒有問題，但是民事案件處理的是私人之間的糾紛，為什么檢察院還能夠提起公益訴訟呢？私人領域的案件從社會管理來說各個國家都是由某一個行政機構行使管理、監督權，為什么檢察院還要來參與？這不是一種身份上的重合么？我認為檢察院能夠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因在于：第一、檢查院的內在品行就是維護國家和公共利益，不論是在刑事還是民事案件中都可以基于此提起公訴；第二、賦予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可以彌補私人訴訟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表現在：在受害人人數眾多的時候，有的受害人就會選擇不起訴，這時可能是因為面對強大的公權力而不敢起訴，或者是不懂得用法律武器去維護自己的權利，或者是基于“搭便車”的心理希望有別人去起訴自己直接享受訴訟結果。
郭紀元：時間到，我來歸納一下王老師的意見：在過去檢察院是全方位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介入，但是現在的法律框架內只留下了抗訴。王老師剛才談到了一個爭議比較大的公益訴訟問題，檢察機關不僅以當事人一方介入案件，而且還要管理、監督裁判者，這要怎么進行呢？我們聽聽反方有什么意見。
劉金華：感謝正方一開始就把觀點鮮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反方我的發言不會有正方那么長，因為正方一開始在闡述檢察權的范圍，而我們的觀點就是取消檢察監督權，所以就沒有必要再陳述范圍問題了。下面我就簡要的陳述一下取消的理由：
一、民事訴訟屬于私權范疇，對民事訴訟的檢察監督侵犯了屬于訴權范疇的民事法律關系，同時與處分原則相抵觸。民事訴訟調整的對象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義務關系，對于私法領域國家應該盡可能少的進行干預或者不干預，所以我們應當充分的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當事人處分權的行使，處分權中一個重要的權利就是請求權，而監督權的行使就必然涉及到請求權的問題。在民事訴訟中如果人民法院發生效力的判決、裁定有錯誤，當事人可以以申請的方式啟動再審程序，若當事人出于各種考慮，例如訴訟成本，沒有申請再審，此時人民檢察院通過抗訴來提起再審就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實踐中可能出現這種問題：檢察機關通過抗訴提起再審程序的結果可能導致當事人投入的訴訟成本比其最后通過訴訟所獲得的收益要大，這種情況下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由誰來承擔？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認為應該取消檢察監督。
二、民事公訴權與法律監督權是互相矛盾的。正方剛才的論述中已經說過，全面監督中就包括賦予檢察機關民事監督權。但是假如說我們賦予檢察機關的民事公訴權時，檢察機關就要維護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當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時，它又要兼顧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那么一身兼二職就會使檢察機關在訴訟中處于一種矛盾、尷尬的境地，這也是支持我方觀點的理由之一。
三、以前我們認為檢察機關以抗訴的方式進行檢察監督是由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渠道不暢通，當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渠道已經暢通了，這時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引起再審已經沒有必要了。新民事訴訟法對再審這方面的修改，一方面細化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另一方面規定了由哪一個法院進行再審，最主要的就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再審的審查期限。并且對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和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引起的事由的規定是完全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事人申請再審并且法院已經啟動了再審程序，此時檢察機關的抗訴就是多余的；如果當事人給予某種考慮沒有提起再審，檢察機關通過抗訴提起再審就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
四、不利于生效判決的穩定。當事人進行訴訟的目的就是使雙方的糾紛通過法院的審判方式進行解決、使最終的裁判結果得以確定，在這一結果確定后當事人才能繼續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這時裁判結果的穩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裁判結果的不穩定可能帶來兩個問題：第一、我國民訴法對于抗訴引起再審的次數、時間都沒有規定，所以人民法院即使作出了生效的判決裁定，檢察機關還可以隨時通過抗訴引起再審，這很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第二、這種“朝令夕改”的做法對于維護法院的權威也是沒有好處的。
最后，我們訴訟制度的設置一定要考慮到訴訟成本，對于同一案件，人民法院、檢察院、當事人多次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是違背訴訟效益原則的，基于上述理由我方觀點是取消檢察監督。謝謝！
郭紀元：謝謝反方的觀點，甚至是沒有留下折中的空間，那么我們聽一下正方二辯的回應。
史飚：我方的觀點就是支持全面的監督理論。首先我先回應一下劉金華老師開場白的第一句話：民訴是一個私權范疇。這句話我認為值得商榷。我認為民事訴訟屬于公權的范疇。下面我講以下我的觀點：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幾點：我方所講的監督是大范疇的監督，它首先包含的是一種制度和心理上的制約，起到防范和警示的作用，只有當違法行為出現的時候，這個制約才會轉化到實際當中，也就是所謂的干預階段。其次，我方支持的全面監督并不等于是沒有任何限制的監督，這個全面指的是時間上的全面，也就是在訴訟開始之前、訴訟進行過程中、訴訟結束后的執行階段都要進行監督。
反方的觀點大致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民事檢察監督與私人的訴訟權之間的沖突關系。
二、檢察機關的公訴權與法律監督權的重合問題，導致檢察機關身份的尷尬與重合。
三、既然《民事訴訟法》修改后對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時間、事由等做出了細化規定，從而保障了當事人申請渠道的暢通，這就沒有必要給與檢察機關的檢察監督權。
四、民事檢察權的行使會不會影響經濟效率和成本的問題。
接下來我就這幾個方面進行一下簡單的回應：
一、當事人在法院判決做出之后滿意判決，這時檢察院提起抗訴是不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一種侵犯？這個問題上我想提醒大家一下處分權是怎樣行使的，《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自由的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這里必須注意的是“法律規定”這個范圍的限制，如果超出這個范圍行使處分權則可能受到干預，任何一種自由的處分都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相對的自由，那么超出法律規定的這一部分由誰來監督、審察？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可以兼顧這個職能，那么在訴訟開始以前和訴訟結束以后又由誰來負責？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國有資產流失案件中，如果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起來一個起訴、另一個來應訴，那么不論判決結果如何，雙方都是獲益的，都不會上訴、申請再審，這個時候就必須有一個機構來出面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利益。
二、對于檢察機關雙重身份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憲法》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憲法》第129條規定：檢察機構是國家法律檢察機構，這實際上就賦予了檢察院監督法律執行的職能，這個法律包括各種法律，當然包括民事法律的監督，并且民事法律不僅包括訴訟法，而且包括民事實體法，檢察機關對民事程序法的檢察監督更多的體現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對民事實體法的監督則體現在對當事人民事法律行為的監督，這種監督同樣是一種在尊重當事人處分權的基礎上進行的有限監督。也就是說當涉及到社會公序、公共利益的時候，檢察機關還是會行使這種對民事法律行為監督、干預的職能，途經就是賦予其訴權，這是不相矛盾的。
郭紀元：時間到，下面請反方的李響老師做出回應。
李響：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民事訴訟法研究所的李響，作為一個去年剛剛加入民商經濟法學院的新人，我很高興能被同事們推舉出來參加此次論壇，讓我獲得了這個向在座的各位師長及同學請教學習的機會。今天我們辯論的主題是“檢察監督原則的改革與完善”，在剛剛結束的發言過程中，王史兩位老師主要向我們闡述了全面擴張檢察院在民事案件當中的法律監督權，不僅于法有據，而且也情有可原。然而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禁想要反問：合情合法是否就一定合理呢？這樣做是否理所當然就是實現目標最好的途徑呢？假使這樣做了，又是否真能如愿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呢？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其實，只要讓我們的目光稍稍超越就事論事的歷史局限，而是把自己的思考置于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放到建設全面法治社會的宏愿中；投向法制文明昌盛的泰西諸國去，就不難發現期望通過擴張檢察監督權來克服現今司法實踐中的種種弊端，雖然苦口確非良藥，因為無論是從檢察院法律監督權的自身性質、實際作用、還是各國的成功先例來看，都表明擴張檢察監督權未必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
一、首先，檢察院對民事案件進行法律監督存在理論上無法自拔的缺陷，我擇其要點總結為以下的7個方面，盡管掛一漏萬卻也足以發人深省。
其一是先天不足。俗話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在考察一種法律制度的時候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看看它的本來面目是什么樣的，以及它所植根的土壤給它提供了什么樣的養分。據某些學者說，我國的檢察監督權理論直接來源于列寧的“第四種權力說”，和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第四種權力說”并沒有使得前蘇聯產生一套值得效仿的檢察體系，而在我國御史制度達到頂峰的明朝，除了留下了清談誤國和貪腐橫行兩個符號之外，御史制度也沒有挽救中華法系的消亡。我國的檢察監督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兩種思想之上的，不可謂不是先天不足。
其二是欺軟怕硬。支持檢察院行使法律監督權的學者，總是喜歡把權力制衡理論作為證明檢察監督權具有天然正當合理性的一個主要依據。對于司法權需要制衡的觀點我深表贊同，但遺憾的是通過與美國憲政中的checks and balance原則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現檢察監督制度其實是一種虛偽的權力制衡結構，因為這里面根本只存在檢察院對法院單向度的制約。另外，我國憲法規定了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的職能，其中自然蘊含了檢察院也能對政府進行監督的權力，可是為什么遲遲不見檢察院在監督政府方面的動作，而一味的把懷疑的目光對準法院呢，我想只可以用欺軟怕硬來解釋。
其三是所托非人。每當看到以反腐來為檢察監督原則正名的時候，我的頭腦里就會不由自主的浮現出一個大大的問號，為什么大家都寧愿信任一個從來不受監督的檢察院，而不愿意信任一個受到廣泛監督的法院呢？事實上，兩位老師并沒有說服我們相信檢察院具有純天然的防腐性，因此是一個比法院要清廉許多的機構，從而我們可以放心的把更多的法律監督權托付給檢察院。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疑問就是，檢察院有什么能力來監督法院呢？監督一詞隱隱包含了上對下的意味，那么為什么檢察院要比法院更有能力呢；為什么檢察院可以比法院更有可能發現判決的錯誤呢；要是果真如此，為什么不讓檢察院直接審理案件，免得將來返工呢？
其四是破壞和諧。黨的17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但殊不知由于檢察院謀求全面擴大法律監督權而引起的檢法沖突正是走向了這個目標的反面，目前的檢法沖突之激烈在國家機關之間是非常罕見的。我認為檢察院應該為此承擔主要責任，因為其自身的職責不明是導致這場檢法沖突的關鍵因素。亞里士多德在總結何謂良法時，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重要標準，即每一職務最好是由一個專人負責，不同的司法人員應當各司其職，各負其責，而不應相互越權，更不應相互替代。而我國的檢察機關既是國家公訴機關，又是職務犯罪的偵查機關，同時還是法律監督機關，直接違背了亞里士多德的良法標準，難怪要引得法院不滿了。
其五是封建復辟。兩位老師把檢察權定性為一種“法律監督權”，不過其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國家職權，而借助于這種國家職權來維護司法公正歸根結底還是一種人治而非法治的思想在作祟，體現了社會民眾對于依靠國家強力來反腐敗的迷信心態。要想徹底的根除司法腐敗現象，就必須拋棄落后的人治模式，而是毅然轉向法治反腐，通過制度性的整體規劃來維護司法公正，比如引入高薪養廉的機制、加強新聞輿論監督、以及改變律師在訴訟中的地位等等。
其六是無事生非。從法理的角度看，檢察院進行民事法律監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是值得懷疑的，比如：在民事訴訟領域什么叫做錯案，一個案件就只能有惟一的一個正確結果嗎？如果有錯案存在的話，那就一定要有錯必糾嗎？這符合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嗎？最終的判決就一定是最好的判決嗎？難道就沒有比目前這種不斷翻案、死纏爛打更合理的辦法嗎？因此在我看來，檢察院的喜好不能作為衡量民事判決結果正確與否的標志。
其七是不務正業。檢察人員的職責是什么，當然是保護國家利益、維護社會公正、以及保障公民權益，相信在中國也莫過于此。可是，我們的檢察機關在這些方面的表現難以稱得上是盡忠職守，當國有資產流失、環境遭受污染、外國企業進行壟斷性經營的時候，檢察院屢屢出現角色缺失，其實這才是檢察院應該投入主要精力去做的。
以上信手拈來的7宗罪，都是檢察院在對民事案件行使法律監督權時在理論上存在的無法解脫的困境，但是想要從根本上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從現實層面來深度剖析一下檢察監督原則的成敗得失。大家很快會看到，檢察院對民事案件進行法律監督是一把雙刃劍，既傷害了別人又傷害了自己。
二、根據檢察院自己的統計，2001年至2006年間法院再審的抗訴案件的原判決改變率為71.7％，憑借這樣一個驚人的數字，檢察院不僅成功把自己打扮成了正義守護者的形象，而且只要這樣的抗訴成功率被當作政績在人大會議上被公布出來以后，立刻就能贏得人大代表們的陣陣掌聲，可有多少人意識到了在這掌聲背后帶來的是多少的傷害。我們不妨掰著手指頭來數一數，都有哪些人成為了檢察監督原則的犧牲品。
第一個受害者當然是法院。作為檢察監督原則所主要針對的對象，面對著檢察院試圖將法律監督權擴張到民事訴訟全過程甚至執行程序的咄咄逼人氣焰，本應身為司法審判最高權威的法院卻只能一步步的后退。在檢察院高奏凱歌的余音里，司法的獨立性、終局性、權威性以及人們對于法院的信任與尊重都在漸漸的煙消云散，有外商曾經疑惑的感嘆到：中國的最高法院實際上不是終審法院，而法院沒有終審權的國家不可能是法治國家。
第二個受害者是國家。憲法對檢察院的定位不清以及檢察院對自己的職責不明，造成了國家司法體系血脈不暢、半身不遂的狀況。在多數國家里，檢察院主要行使的都是公訴職能，奉行從入口處進行司法裁抑的理念，而從不干涉法院的具體審判過程和結果，因此能夠與法院形成各有職分、互不干涉的局面。反觀我們國家，由于檢察院擁有了對法院的日常工作進行制度性干涉的權力，主要是從出口處對法院的審判結果進行監督，使得檢察院和法院由于相互之間的羈袢都未能完全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到頭來受害的只能是國家。
第三個受害者是社會。當人大代表們在為檢察院高達70％以上的抗訴改判率驚嘆的時候，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注意到另外幾組數據。2001年，全國法院民事再審案件只占法院審結民事案件的1.8%，審結抗訴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只占全部民事案件的0.09%；截至1998年底，全國合計從事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的機構為3037個，1萬余人。也就是說，萬余名檢察人員平均每人每年辦理0. 66 件民行抗訴案，平均每個機構抗訴1. 09 件。另外，在北京基層檢察院一份向本級人大常委會匯報材料中提到，“2000年以來每年提起抗訴3件，通過我們的努力至今已獲改判2件。”這些數字無可辯駁的反映出了2個基本的事實，第一檢察院的監督工作沒有效率；第二檢察院的監督作用微不足道。
第四個受害者是雙方當事人。作為私權的競技場，民事訴訟本來有著堪稱完美的構造，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法院居中裁判，從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等腰三角形結構。但是，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者身份的加入卻破壞了這個構造，干涉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乃至于顛覆了fair play的道德底線。總之，只有當事人才應該成為自己權利的主人，檢察院的越俎代庖不僅不能幫助當事人獲得公正，反而會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傷害。
第五個受害者就是檢察院自己，而且在我看來在這場零和游戲里，檢察院才是最大的輸家。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幾年來檢察院一直處在飽受批評的風口浪尖，溫和一點的學者從權力性質上對檢察院提出了質疑，而激進一點的學者甚至已經設計出警檢一體的方案了。檢察院要想從這場風暴當中走出來，就應該主動放棄法律監督權，積極向專職的國家公訴機關轉變。這不僅是世界各國檢察機關發展的通例，而且也會使得檢察機關獲得更多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話語權。
三、檢察院對民事案件進行法律監督不符合國際潮流，而且存在嚴重國際法律障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取借鑒別國的先進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本國法律制度的認識。然而在對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事檢察體制進行了縱覽之后，我們發現盡管各國規定的民事訴訟檢察監督的范圍尺度有別，其中以法國為最寬、德日次之、英美最窄，但是在各國檢察機關的法定職能中，幾乎都是規定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享有起訴權和參訴權，很少有單獨規定審判監督抗訴權的；而中國的民事檢察監督卻只規定審判監督的抗訴權，而沒有規定起訴權和參訴權，這種現象是極其罕見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獨一無二的后果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實踐當中的困擾，這不僅表現在已被外國法院承認和執行的判決會在將來某一天突遭改判所引起的尷尬上面；而且也表現在檢察院挾行政意志和地方利益對法院的審判活動橫加干預，與WTO協議提出的司法獨立要求格格不入的無奈上面；更加表現在在華外商對于中國法院的管轄唯恐避之不及。
綜合以上三方面的論述，我方認為檢察監督原則必須得到限制直至取消。當然，我方也深知這決不是一個能夠一蹴而就的問題，而是必須配合國家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進行而逐步加以消除，特別是必須與三審終審、判例指導、及高薪養廉等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配套實施，以避免在一段時間內權力真空的出現。但是，我方與對方的根本分歧卻是路線性方向性的，如果兩位老師僅僅把檢察監督制度當成一種迫不得已的暫時性的以毒攻毒、飲鴆止渴的手段，我方或許還可以勉強接受，但是兩位老師為檢察監督制度大唱贊歌甚至要求全面擴大，這就是我方萬萬難以茍同的了。要知道，一張錯誤的地圖永遠無法指引中國走向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謝謝大家！
史飚：我就李響老師的“兩宗罪”來談一下我的看法：
一、對理論基礎這個問題，我認為任何一個理論都是與一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聯系的，所以說列寧所提出的私權是與他所處的時代和國度有關系的，而我國民事檢察制度的建立是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說與列寧的私權理論是沒有很大聯系的。
二、李響老師提到了檢、法之間的利害沖突。但是我想問一下，如果涉及監督的話，監督與被監督者本身就有一定的沖突，所以說就不能夠既要監督又不能有任何的沖突。
劉金華：李響老師剛才說到我國現行的檢察制度受到封建御史制度和前蘇聯列寧理論的影響，我肯定這一點，但是我國在涉及到檢察制度設立時又和御史制度不同。御史從秦朝時期開始就作為監察制度，是一種上對下的單向的監察制度。我國目前的憲政體制的建立是基于人大的二層分立，第一層就是人大的立法權，第二層是平行的法院、檢察院、行政機關，但不是所有的檢察監督權全部賦予監察院，最大的監督機關仍然是最高層的人大。
史飚：既然你們提出取消檢察監督，那么法院單靠自己的“自審自監”能不能保證司法的公正？
李響：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我想再次澄清的一點是我方主張全面取消檢察監督原則并不是把法院變成一個三不管的地帶，恰恰相反，我方也認為對法院的監督在今后的時間內要進一步的加強，并且進行監督的對象、方式、主體都必須發生轉變，比如說把監督的對象由個案轉移到法官個人、把監督的方式由不斷翻案、死纏爛打轉變到制度保障、把監督的主體由檢察院轉變為多元監督主體。
其次，對法院的監督必定是一個非常系統、艱巨、復雜的工程，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力量來提高共管，單單依靠建立一個機構來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樣的想法肯定是不切合實際的，而且會產生很多的弊端。那么應該怎樣解決檢察院留下的權力真空呢？有件事我們現在就可以做起：加強新聞輿論的監督，這是最有效的辦法，在這個信息高速傳播的時代，掌握一些傳播渠道和話語權的媒體所發出的監督力度是我們所難以想象的，在美國媒體的監督權已經被稱為了“第四種權利”，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合理利用媒體的作用，肯定會比單單依靠檢察院所起的監督作用要大。謝謝！
郭紀元：我們的學者將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特別是關于公益訴訟方面，我宣布民訴專場結束，謝謝！

本文轉載自法大民商經濟法律網＊高峰對話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