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醫療事故律師 西安醫療律師 西安醫療訴訟 西安醫療糾紛）
女研究生趙蕓在住院期間自殺身亡，西安市碑林區法院一審判決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賠償死者親屬23萬，交大一附院不服判決提起上訴。近日，代表醫方的陜西省律師協會會長梁勝國律師與代表患方的陜西邦維律師事務所高西寧律師就醫院該不該承擔責任，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17法庭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醫患糾紛大論戰。現將雙方論戰實錄于下，以饗讀者。

醫方梁勝國律師：

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患者趙蕓在住院期間的人身安全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監護責任和義務。

患者趙蕓因急性精神障礙入住交大一附院精神科后，因交大一附院精神科系開放式病房，該科的設置不同于傳統的精神病院，其職責主要是對患者提供診療護理服務，不可能也沒有法定義務對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安全承擔監護職責，故醫護人員在患者入院之初即對患者陪護人員進行了陪護知識培訓，并針對患者的病情強調陪護人員要防止患者發生自殺等意外事件，明確患者的人身安全由陪護人員負責，要求陪護人員對患者進行24小時陪護。同時，醫院與陪同患者前來住院治療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輔導員寸建偉簽訂了《精神科患者在住院治療中的有關事項說明簽字書》，寸建偉老師也隨即安排兩名同學對患者進行24小時陪護，落實了對患者人身安全的監護責任。由此可見，醫院對精神病患者趙蕓的人身安全是非常關注、非常重視的，并采取安排了監護措施，并非一審判決中所稱未盡到謹慎注意義務。2008年1月16日下午，患者父親趙連文由外地趕至醫院接替了患者同學的陪護工作，患者的同學離開前也曾交待患者父親注意加強防范，防止患者發生自殺等意外。由此可見，從2008年1月16日下午患者同學與患者父親進行陪護交接之時起，對患者的人身安全履行監護職責的責任人是患者的父親趙連文，而趙連文正是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對精神病患者趙蕓負有法定監護職責的法定監護人。

患方高西寧律師：

防病治病，救死扶傷是醫療機構法定的神圣職責。對住院患者人身、財產的安全保障義務，是醫療機構基本的法定義務。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拒絕履行法定義務，并公開向法庭宣稱自己沒有這樣的職責和義務，不僅使人深感震驚和義憤，也揭示了本案人身損害悲劇之所以發生的真正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三條規定，防病治病，救死扶傷是醫師的神圣職責。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醫療機構以救死扶傷，防病治病，為公民的健康服務為宗旨。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八條規定，經營者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從事住宿、餐飲等經營活動或者其他社會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未盡合理限度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

綜上所述，防病治病，救死扶傷是醫療機構法定的神圣職責，對住院患者人身、財產的安全保障義務，是醫療機構基本的法定義務。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拒絕履行法定義務，并公開向法庭宣稱自己沒有這樣的職責和義務，不僅使人深感震驚和義憤，也揭示了本案人身損害悲劇之所以發生的真實原因。

（1）、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對本案患者趙蕓未履行防病治病的基本職責。

本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患者的病與醫療機構的防與治及安全保障義務的競合。正如醫方自己在一審答辯狀中所稱：自殺系精神病學中最常見的重要精神癥狀，精神病人自殺是受精神癥狀支配的病態行為。本案患者趙蕓之所以住院，就是為了治療這種自殺的精神癥狀和病態行為。而醫院對患者趙蕓的防病治病，也就是防自殺之病態行為，治自殺之精神癥狀。但是，醫方竟公然宣稱自己沒有這樣的職責，更不用說去履行這個職責。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不防不治這個病，你收她住院干什么？難道醫院只僅僅是個供病人住宿的旅社？

（2）、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違反法律及醫療衛生法規的規定，未履行依法應盡的安全保障義務。

衛生部《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附件第五條明確要求：對出現嚴重自傷、自殺、拒食或嚴重興奮、沖動傷人、外跑等，可危機生命或危害社會治安者應屬緊急收治范圍，并應給予特級護理。衛生部《醫院工作制度》第三十三條規定的特級護理明確要求：派專人晝夜守護，嚴密觀察病情變化；第十一條還規定了嚴格的門衛制度。西安交大一附院嚴重違反上述醫療衛生法規和規章，未對患者趙彩云給予特級護理，即派專人晝夜守護，嚴密觀察病情變化。正如其有關事項說明簽字書中所述，醫方明知精神病人在病態支配下，隨時有可能突然發生自殺、自傷、外逃、毆人、毀物等意外事件，在完全能夠防止或者制止的情況下卻不防止、不制止，疏于恪盡安全注意義務，沒有安全管理防范措施。其精神病區甚至連最起碼的門衛都沒有設置，且以所謂的開放式管理為由，放任隨時有可能發生自殺、自傷、外逃的精神病患者趙蕓自由出入住院區，醫護及保安人員均不作任何阻攔。其不作為的損害行為，是造成本案患者趙蕓身亡的直接原因，與患者趙蕓的死亡具有明顯的因果關系。

（3）、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轉嫁其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不能成為其免于法律責任的理由。

在患者趙蕓入住醫院時，醫方讓前來護送患者住院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輔導員寸建偉在有關事項說明簽字書的監護人簽字一欄中簽了名。需要指出的是，寸建偉不是患者趙蕓的監護人，說明簽字書也不等于對醫院的免責書。醫方應盡的安全保障義務，并不因此而有絲毫的減輕或免除。醫方在其上訴狀中稱：上訴人醫護人員在患者入院之初即對患者陪護人員進行了陪護知識培訓，并針對患者的病情強調陪護人員要防止患者發生自殺等意外事件，明確患者的人身安全由陪護人員負責。需要指出的是，對住院患者人身、財產的安全保障義務，是醫療機構法定的義務，醫療機構不能也無權向他人轉嫁這種法定義務。陪護人員并非經營者或受益者，并非醫院的工作人員，沒有拿醫院的薪酬，也沒有替醫院承擔安全保障責任的義務。即使是委托，被委托人的行為也依然應由委托人醫方承擔責任。另外，上訴人所稱的上訴人醫護人員在患者入院之初即對患者陪護人員進行了陪護知識培訓，并針對患者的病情強調陪護人員要防止患者發生自殺等意外事件，明確患者的人身安全由陪護人員負責的事實根本就不存在，也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明。

醫方梁勝國律師：

患者的父親疏于履行監護職責的過錯行為與患者跳樓身亡的損害后果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患者的父親應對患者的死亡承擔民事責任。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十七條的規定，精神病人的近親屬對精神病人負有法定監護職責。本案中，自2008年1月16日下午進行陪護交接之時起，對精神病患者趙蕓進行陪護的正是依法負有法定監護職責的患者的父親。正是由于患者的父親疏于防范未盡陪護責任，未履行監護職責，在既未告知醫護人員對患者進行看管，又未委托同病房其他陪護人員對患者進行照顧的情況下，擅自離開病房外出，留下患者在病房失去監護，才導致患者緊隨其后離開病房跳樓自殺事件的發生。患者的父親對患者疏于履行監護職責和陪護義務的過錯行為與患者跳樓身亡的損害后果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患者的父親應當對患者的死亡承擔民事責任。

患方高西寧律師：

精神病人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需要經過人民法院特別的審判程序予以宣告。本案患者趙蕓系初發精神疾病癥狀而住院診療的患者，并非法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上訴人故意曲解《民法通則》第十七條關于監護的規定，且故意混淆監護責任和經營者安全保障責任兩類完全不同的法律關系，其目的是為了推卸法律責任。

《民法通則》第十七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其近親屬擔任監護人。是否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據《民法通則》第十九條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五章的規定，必須經過人民法院特別的審判程序予以宣告。趙蕓雖系精神病患者，但并非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企圖利用本案法律事實中并不存在的他人的監護責任，來掩蓋、替代和逃避醫院依法應盡的安全保障責任，只能是病急亂投藥。另外，監護責任與經營者法定的安全保障責任，分別屬于兩類不同主體、不同類別、不同性質的民事法律關系。醫方企圖利用本案法律事實中并不存在的監護責任來偷換概念，掩蓋和推卸自己應盡的安全保障責任，只能是竹籃打水，純屬徒勞。患者的父親趙連文從頭一天晚上六點從山西趕到西安醫院，到第二天早晨八點半女兒死亡，其間沒有醫院的任何醫生、護士向其介紹患者的病情及告知應注意和防范的事項，沒有履行應盡的告知義務，上訴人也沒有任何有效證據來證明自己履行了這些告知義務。作為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在趙連文看來，女兒和平時沒有什么區別，對于女兒的死根本就沒有預見能力。上訴人作為專門的醫療機構，不去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卻要一個毫不知情和毫無預見能力的陪員去承擔責任，不但毫無法律依據，也嚴重背離公平正義和輿論民情。

醫方梁勝國律師：

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患者的醫療行為不存在過錯，一審法院判決交大一附院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顯屬錯誤，依法應予糾正。

患者因急性精神障礙入住醫院后，醫院根據醫療規范及常規，對患者進行了相應的常規檢查和心理檢查，針對患者的病情給予了藥物治療并進行了心理疏導，實行了一級護理，醫護人員針對患者既往有自殺念頭，對陪護人員進行了陪護知識培訓，并反復叮囑陪護人員要注意防范，防止發生意外，履行了相應的告知義務，整個醫療過程并無過錯。一審法院關于醫院違反義務直接造成趙蕓無障礙的出入住院區，該不作為的行為與趙蕓身亡的損害結果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以及醫院主觀上具有明顯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認定，顯然是混淆了對患者負有監護義務的責任主體和責任范圍，將患者家屬應當承擔的對患者人身安全的監護職責和陪護義務強加給了醫院的結果。一審法院的該認定明顯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顯屬錯誤，不能成立，依法應予糾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六十條明確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給予賠償。由此可見，對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時，實行的是過錯責任賠償原則。本案中，承擔患者監護責任和陪護義務的是患者父親趙連文，而醫院對患者并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監護責任和陪護義務，在患者失去監護造成死亡的問題上，醫院并無任何過錯，因此，醫院依法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患者在住院期間的人身安全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監護責任和義務；西安交大一附院對患者的醫療行為沒有過錯，與患者死亡的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依法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一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判決顯失公正，依法應予糾正。請求二審法院支持醫院的上訴請求，維護醫院的合法權益。

患方高西寧律師：

依照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醫方未能舉證證明其醫療行為不存在醫療過錯；未能舉證證明其醫療行為與患者趙蕓的身亡不存在因果關系。并且，本案大量的事實和證據，有力的證明了醫方存在醫療過錯，醫方不作為的損害行為與患者趙蕓的身亡具有明顯因果關系。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和生命的尊嚴，醫方必須依法承擔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在本案中，醫方向法院提交的能稱作證據的，僅有因未經雙方封存而不被患方認可的趙蕓住院病歷，而該病歷遠不能證明其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無因果關系，也不能證明其不存在醫療過錯，故一審判決西安交大一附院依法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完全正確。一審判決也完全符合醫方所引述的關于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給予賠償的法律規定。另外，醫方一再聲稱對患者陪護人員進行了陪護知識培訓等說法，純屬虛構。還有，據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出具的證明函證明，趙蕓于2008年元月17日在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住院主樓高墜死亡，也并非醫方所稱的自殺。

綜上所述，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違反法律及醫療衛生法規的規定，不履行治病救人的基本職責和對住院患者應盡的安全保障義務，明知精神病人在病態支配下，隨時有可能突然發生自殺、自傷、外逃、毆人、毀物等意外事件，在完全能夠防止或者制止的情況下卻不防止、不制止，疏于恪盡安全注意義務，沒有任何的安全管理防范措施，主觀上具有明顯過錯。其精神病區甚至連最起碼的門衛都沒有設置，且以所謂的開放式管理為由，放任隨時有可能發生自殺、自傷、外逃的精神病患者趙蕓自由出入住院區，醫護及保安人員均不作任何阻攔。其不作為的損害行為，與本案患者趙蕓的死亡具有明顯的因果關系。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和生命的尊嚴，請求二審法院駁回西安交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上訴請求，依法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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