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賣淫罪”在中國一直都屬于重罪，在為其辯護時，律師往往會在定義上對其做文章。因為在我國各地區現行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對于“賣淫”一詞的刑法定義，并沒有一個確定的范圍，由此導致不同地方對于如何處理賣淫類犯罪的執法尺度也不一樣，這樣也勢必會對組織賣淫罪中次數的認定產生影響和爭議。

一，各地對“組織賣淫罪”的刑法定義

組織賣淫罪是我國刑法第358條規定的罪名，其屬于一種常見的犯罪類型，基于維護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而設置。而我國刑法中并未明確規定“賣淫”的定義，實踐中也就造成了不同地區對“賣淫”含義的規定不同，進而人民法院在判決此類案件也就存在差異，同案不同判現象常有出現。

具體來講，以浙江省和廣東省為例：依據2000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關于執行刑法若干問題的具體意見(三)》（浙高法刑[2000]3號）第11條的規定：“刑法分則第8章第8節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規定的“賣淫”，不包括性交以外的手淫、口淫等其他行為”。和2007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介紹、容留婦女賣淫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座談紀要》規定：“婦女為他人進行口交、手淫等服務的行為不屬于刑法中的賣淫行為，不宜以犯罪論處”。

由此可見，浙江、廣東兩省對于“賣淫”一詞的刑法定義作出的是限制性解釋。而且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2年對于一起以“打飛機”、“洗飛”、“波推”三種色情服務的方式的組織賣淫案作出了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發回重審的二審判決。在發回重審后，檢察院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后，以“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為由，撤回起訴，涉案的被告人最終被無罪釋放。

?不過，根據2001年公安部對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作出的《關于對同性之間以錢財為媒介的性行為定性處理問題的批復》（公復字〔２００１〕４號）規定：“不特定的異性之間或者同性之間以金錢、財物為媒介發生不正當性關系的行為，包括口淫、手淫、雞奸等行為，都屬于賣淫嫖娼行為，對行為人應當依法處理”。因此，公安部的批復對于“賣淫”的定義作出了廣義的解釋。但是，公安部的批復在效力上僅屬于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只對公安機關辦案具有一定的約束力，而對人民法院判案并無法律約束力。不過，目前有的法院在審理案件中，認為“手淫、口淫”等色情服務，系不特定的異性之間以金錢為媒介發生的不正當有償性服務，該行為侵犯了社會的公序良俗，對社會良好風氣具有較大的侵害性，屬于刑法規定的賣淫行為。

二、組織賣淫罪中賣淫次數的認定問題

（一）僅依據賣淫女的證言，推算的組織賣淫次數是否能被法院采信的問題

?在組織賣淫次數的認定中，如果僅有賣淫女的證言，公訴機關以此來推算整個組織賣淫案中的組織賣淫次數，這種方法其實是不準確的，不科學的。根據刑事證據法學的理論，賣淫女的證言屬于傳來證據，這種證據的特性就帶有容易出現失真的可能性，而且賣淫女作為組織賣淫體系中位于層級最下面的一層，其所能了解和參與的畢竟是很少一部分的活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3條所確立的原則，不能輕信言詞證據。這一點，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浙刑三終字第116號的“陳健等組織賣淫、虛報注冊資本罪”一案的裁判觀點，可以看出法院對于組織賣淫次數證據的認定標準是：僅有賣淫女證言，并無其他證據印證的，應從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對于賣淫次數的合理部分才予以支持，而這個合理部分還需要結合其他間接證據來判斷。

（二）記載有賣淫次數賬本的證據效力和認定的問題

首先，從證據規則來看，僅憑賬本上記載的次數，在缺少其他證據印證的前提下，是不能作為證據認定該案次數的，否則屬于“客觀歸罪”，有違主客觀相一致的刑事案件證明標準。

第二，在大部分案件中，都會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證人證言和賬戶資金等記錄，但作為辯護人，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有了這些證據就必然使賬本所記載的次數全部被法院采信。我們應善于提出質疑和論證，筆者對此有以下幾點建議：

1.根據在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位于組織賣淫案架構頂層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并不能確切的清楚組織賣淫的總次數，其往往只是清楚場所的日或月的營業額，收入分成等資金信息，那么我們應從這里進一步研究，根據營業額推算出組織賣淫的總次數是否能和賬本相互印證或者大體一致，再結合實際控制賣淫女和賣淫活動的媽咪、領班、行政經理等人的供述，判斷實際組織賣淫的次數是否與賬本或營業額相當。如果相差次數明顯較大的，就應該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論證，此時該賬本的證據效力和證明力都會受到質疑；

2.結合證人證言對組織賣淫的次數進行判斷。組織賣淫案中的證人證言一般分為兩類人：一類是提供性服務者，另一類是接受性服務者。根據司法實踐，公安機關能夠找到的證人，往往就是當天場所里抓到的涉案人員，以及后續通過其他證據或途徑進一步找到的涉案人員，這一類人絕大部分都會承認有賣淫嫖娼的行為，但往往證人證言的數量會明顯少于賬本記載的數量，從司法實踐的證據采信標準來看，這也是正常的。我們關注的重點應該是證人證言中反映的細節，比如說整個場所是從何時開始有賣淫嫖娼服務的、每天參與賣淫嫖娼的人數、每次的價格、種類以及有無停開業等情況。

3.賬戶資金等書證，是否能印證賬本記載的次數問題。這里面也要分兩種情況來分析：對于場所類設有POS機和電腦記賬系統的，我們可以從POS機刷卡清單和電腦后臺系統的清單，進行計算和判斷；但實踐中，很多場所并沒有這些設施，往往是現金入賬，電腦記賬系統即使有，也會定期清理，公安機關查獲的只是少數的現金和電腦臺賬，那就要進一步根據公安機關調取的涉案犯罪嫌疑人的銀行賬戶的資金明細來分析和推敲。

因此，小編認為如果要認定賬本記載的全部組織賣淫次數，還應結合上面三類證據來分析和論證。從賣淫活動的起始時間、次數、價格、營業額、分成、人員架構等多方面對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等進行全面分析，找出能夠相互印證和不能印證的方面，從而判斷是否可以排除合理懷疑，是否能達到“事情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三）是否需要區分口淫、手淫的問題

?根據本文第一節的研究，“賣淫”的定義和法律適用在不同的省份確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根據廣東省佛山市的案例已經表明，目前有的省份已經將以“手淫”等方式提供性服務的排除在“賣淫”之外，那么對于以這種服務為主的性服務，就不能被追究刑事責任。而浙江省和廣東省曾以司法規范性文件或會議紀要的形式，作出對“賣淫”一詞的解釋，認定手淫和口淫均不屬于刑法中的賣淫行為。這樣一來，在組織賣淫案中，如果包括大量的上述兩種行為的，該如何區分組織賣淫的次數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試想按照上述規定，如果口淫、手淫和發生性行為均收費一樣的話，那怎么能僅憑賬本來認定組織賣淫次數呢？顯然這也是及其不嚴謹的，屬于客觀歸罪。因此，筆者認為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已經有將組織以提供“手淫”等方式進行性服務活動的，不以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再結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出臺的司法規范性文件，檢察院和法院在辦理組織賣淫案件的過程中，就應結合相關案件的具體情況，區分場所提供性服務的種類、方式及價格，并根據相關的口供、證言及物證、書證綜合判斷、研究。對于可以區分性服務種類和方式的，辯護律師應當向辦案機關及時提出辯護意見；而對于性服務方式、價格混同的，也應當建議辦案機關酌情減少相關次數的認定，不能僅憑賬本記載的次數定案，還要結合營業額、證人證言等證據綜合判斷。

?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由此，產生的組織賣淫類案件也日益增多，呈多發、高發的態勢。在禁止賣淫嫖娼的刑事政策和罪行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下，追究組織賣淫者的刑事責任是符合政策和法律規定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是否應該將刑法規定的“賣淫”作擴大解釋？是否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兼顧到在世界上有50多個發達國家或地區，允許或部分允許娼妓合法存在的事實。總之，如何使刑罰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實現有機統一，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不宜將“賣淫”一詞的刑法定義作擴大解釋，因此，小編認為，廣東佛山的案例可以作為全國同類案件進行處理的界定標準。

最后，小編想告訴大家，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即使是真有此類的法律糾紛也不需要悲觀，上律霸網找律師進行圖文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