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法規規定每張車票都必須乘車人親自購買的話，一方面不可行、不現實，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

近日，廣東佛山一對剛結婚的小夫妻幫不會上網訂票的農民工訂火車票，每張收取10元手續費，兩人因此涉嫌倒賣車票被刑拘。拿到票的民工為這對夫妻叫冤，網友也紛紛打抱不平。代購火車票是否構成倒賣，倒賣又是否必須刑法伺候?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下文，以《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中規定：高價、變相加價倒賣車、船票，以及倒賣坐簽、臥簽號和已過期的車票、船票，情節嚴重的，定為投機倒把罪。所以倒賣車票罪前身是投機倒把罪，而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投機倒把這一口袋罪名，并將其中的一些情況獨立出來另定新的罪名，于是倒賣車票罪就被1997年的刑法正式確定下來。

但刑法僅規定了倒賣車票罪的量刑幅度，對于客觀行為特征則根本沒有任何描述。條文顯然是用“倒賣”來解釋“倒賣車票罪”，實際上就是沒有對“倒賣”車票罪作出任何的解釋、說明。而后的司法解釋所集中解決的問題也僅是對數額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199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1999」17號)第一條規定“高價、變價、變相加價倒賣車票或者倒賣坐席、臥鋪簽字號及訂購車票憑證，票面數額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獲利數額在二千元以上的，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倒賣車票情節嚴重”。

2006年1月鐵道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四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查處代售代辦鐵路客票非法加價和倒賣鐵路客票違法犯罪活動的通知》(鐵辦函〔2006)81號〕(以下簡稱四部委規定)，規定了屬于倒賣鐵路車票的四種行為：鐵路客票代辦單位囤積車票，加價出售不具備代辦鐵路客票資格的單位和個人，為他人代辦鐵路客票并非法加價牟利的;鐵路客票售票點、代售點、代辦單位，明知是倒賣鐵路客票的不法單位或個人而向其提供車票的：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買進鐵路客票后又高于買進價賣出，或變相加價，從中漁利的。

但從立法層面看，由于不是部門首長以令的形式簽署并公布，而是由鐵道部辦公廳以函的形式發布，故其性質不為部門規章，其性質應為四部委發布的規范性文件，相對來說效力較小。因為對于規章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時是參照適用，而規范性文件只是考慮其規定，只具有輔助作用，所以在實踐中，該規定的作用主要針對鐵路運輸企業、鐵路客票銷售代理點和鐵路客票代辦單位內部對于提供送票、銷售異地客票等服務進行的服務費用的限制。

根據四部委的文件規范可知，倒賣車票的犯罪主體取得車票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轉手高價賣給他人，以牟取利益和暴利，這是倒賣車票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實名制下，無論誰都只能通過撥打訂票電話、到鐵路客票代辦點或者去售票窗口排隊的方式購買火車票，這一購票過程本身就必然耗費一定的時間、勞動、金錢。以上幾種行為表現雖不同，但本質上都形成了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即一方愿意通過另一方的勞動代買車票，并支付一定費用，至于高出票價的金額部分，則是雙方事先達成一致的勞務費、電話費。

在社會分工日趨細密的情況下，一部分人愿意花費時間、金錢為代價為別人提供代買車票的服務;而另一部分人只需花費幾元錢的服務費用，而節約更多的時間和金錢，這是在民商法上在常見也不過的民事法律關系。這部分花費時間、金錢提供服務所對應的幾元錢代價，應該看作是對這些人提供服務所花費的乘車、電話、排隊等程序的成本費用。這在民事法律關系中認可并以常態形式廣泛存在，與旅客約定代買車票并收取費用的行為是屬于民事委托而非倒賣車票，因為委托代買車票的行為，委托預約在先，買票在后，行為人買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出賣車票，非法牟利，而是根據委托人的要求，去完成其委托的事項。

在實名制購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旅客為了圖求方便而委托他人代為購票，僅僅是行使自己的民事權利而己。而且，大部分委托他人代購車票的旅客對代購行為并不排斥甚至樂于接受。

委托他人代為購票是旅客在權衡經濟效益之后做出的理性選擇。同時，法律雖然禁止火車票倒賣行為，但是并沒有規定必須旅客本人親自購買火車票，受委托的人可以通過電話訂票，可以通過售票窗口買票，還可以到合法的鐵路客票代辦點去購票，這和旅客本人的購票方式是一樣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接受他人委托，替他人代購車票，既能節省大家的重復勞動，而且也為大家節省了來往車站的車費。如果法律法規規定每張車票都必須乘車人親自購買的話，一方面不可行、不現實，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受托方要購買車票必然要付出一定的勞務或者支付相關的費用，收取適當的勞動報酬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對于公民之間相互委托代買車票并收取適當勞務費的行為不應以犯罪論處。

倒賣車票行為人每取得一張票，旅客就失去一次以正常價格購買的機會，這是倒賣行為的典型特征。就是說在取得車票時，倒賣車票行為人尚不知道車票的使用人是誰，交易對象不特定一般情況下，交易對象上不確定。

但在實名售票制下，倒賣車票行為人在訂票過程中就取得了需要車票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碼等必要信息，然后通過訂票環節取得車票。代買者是接受委托在先，取得車票在后。這是代買車票行為最重要的特征。

倒賣的前提是倒賣人要獲得物品所有權，然后再非法加價出售。核心是“轉手”和“倒賣”，即必須有火車票所有權的轉移。代購客觀方面沒有“先買后賣”這個轉手的行為，因為該火車票是特定物，上面記載的是旅客本人的身份信息，只能用于旅客本人使用，他人是無法使用該車票的。

代辦人是為他人購買車票，持有不等于所有，從訂票成功之時火車票的所有權人即為旅客本人，最后旅客通過支付高額費用拿到火車票，火車票的所有權人依然是旅客本人，整個過程中車票的所有權未發生轉移。故實名制下為他人代買車票并收取費用的情形，不具備倒賣車票罪中“倒賣”的行為特征。

代買者取得車票的手段都是經過正常的訂票取票程序，通過公平的方式撥打訂票熱線訂票、從正常的售票窗口取票，這也是代買區別于倒賣的一大特征。代買人以具體的委托人名義購買車票并沒有破壞國家對車票銷售的管理秩序。實名制下的代購車票行為也沒有剝奪旅客公平購票的權利。

以電話訂票為例，代辦訂票和本人訂票均是采用同一個訂票系統進行訂票，訂票系統不會因為是代辦還是本人訂票而有所區別，也不會因為某人持有身份證較多就具有優先訂購的權利，每進入一次訂票系統也只能使用一個身份證明，輸入一個身份信息，最終也只能成功訂票一張。即使緊接著訂取下一張火車票，是否能再次搶占在其他訂票者之前，決定權不在代辦人，而在系統處理程序本身。所以代辦者和本人訂票具有同等購票的機會。

官方認為倒賣車票給正常的交通秩序容易造成危害，但所謂交通秩序，其所表達的只是國家所期望的一種交通狀態，這種交通狀態的設定是一種擬制過程，并不存在一種現實的、經驗的“正常的交通秩序”。交通秩序并非源于個體權利及其延伸，而產生于國家的規定。倒賣火車票行為違反的是一種禁止規范，但設置這種不得倒賣火車票的禁止規范的依據并不清晰，特別是在與個人、社會、國家利益相聯系的角度上顯得更為模糊。任何禁止規范都是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或剝奪，這種限制或剝奪必須具有正當性。

假定一列火車共有1000個座位，均通過火車站窗口售出車票后，有人將其在火車站窗口所購車票進行倒賣，能否對于火車運送旅客這種交通秩序造成損害呢?進一步而言，火車運送旅客秩序的本質在于安全、準時運輸旅客到目的地，而倒賣火車票行為很難說對于安全、準時運送旅客造成了任何侵害，既不可能影響火車運行的安全，也不可能影響到火車的準時運行。因此，認為倒賣火車票行為侵害了交通秩序只是一種缺乏具體、可驗證的法益侵害。

作為一種抽象的表述，倒賣車票侵害了旅客的合法權益這種說法，有意回避了具體權利的界定和分析。所謂“旅客的合法權益”，是指作為鐵路、船舶運輸合同當事人所享有的權利，還是旅客作為公民個體所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具體哪種權利受到倒賣車票行為的侵害呢?侵害方式如何?侵害結果如何實現?這些問題都需要具體闡明才能認定倒賣車票行為是否具有對旅客某種權利的侵害性。

作為旅客運輸合同的當事人，在鐵路、船舶運輸過程中，與其產生權利義務關系的是承運方———運輸部門，車票、船票是一種不記名的格式合同，倒賣這種格式合同的行為并不影響最終使用車票的旅客與承運方的運輸合同的成立。車票所記載的金額是鐵路、春運部門單方擬定的運輸服務的對價，而旅客愿意以高于票面的價格接受運輸服務時并不侵犯旅客的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

旅客通常都是具有自我決定能力的個體，其之所以接受倒賣車票行為人高出票面的價格仍是經過理性、審慎考慮的選擇。在車票均由承運部門公開、透明售出的假定場景下，特定路線車票可能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時，有人選擇提前熬夜去車站售票窗口等候，有人選擇從他人手中加價購買車票，這是一種對等的交易關系，在實質上與雇人排隊并無差異。因為，當倒賣行為人加價過高，買受人可以拒絕交易，選擇其他交通工具或另行選擇出行日期。事實上，倒賣行為人加價的數額往往是在買受人可接受的范圍內經過協商而形成的，并非強迫交易行為。

倒賣車票行為是否對客運單位的經濟利益具有損害?很明顯，無論是否存在倒賣行為，客運單位均能按照單方擬定的價格獲取旅客運輸的對價———票面價格。至于倒賣行為中的溢價部分，本身就不屬于客運單位的期待利益，自然不存在受損的經濟利益。

國家車船票的售購制度，其實是一種國家管制的目標設定，是一種國家的禁止性規范。這種制度將車票、船票的銷售、購買擬定為專營形式，否定了自由市場形成價格的可能性。但是，其限制車、船票市場化的依據并不清晰，難以獲取管制的正當性，自然也不能證成倒賣車船票行為真正意義上的侵害性。因為，違反某種形式上的國家管制不能成為發動刑罰權的基礎和實質理由。

“因為刑法禁止倒賣車船票，所以倒賣車船票是犯罪”這樣的表述顛倒了犯罪本質論說的順序。論說的邏輯順序應該是倒賣車票、船票行為具有何種的危害性，所以需要國家予以懲罰，然后國家在以立法的形式將其構成與刑罰固定下來。任何刑罰都是對個人自由或權利的剝奪或限制，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或嚴格的依據，不然刑法的補充性和不充分性無法體現，甚至會淪為純粹作為壓制工具的境地。因此，單純的國家車船票售購制度并不能成為倒賣車船票行為成為犯罪的依據和基礎。

倒賣車票、船票行為與殺人、盜竊等自然犯不同，其在道德上并不具有可譴責性，而是中性的一種行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將倒賣房產、股票交易、倒賣郵票、倒賣蘭花等行為均視為刑法上的合法行為，卻禁止倒賣車票、船票的行為，是對刑法平等適用原則的一種背離。另外，對倒賣車票、船票行為進行刑事規制會助長船舶、鐵路運輸部門不去積極發展運輸，提高車、船票的供應量，由此也會給車、船票控制部門以權力尋租的便利。

這也意味著法律尋租機會的提高。因為，倒賣車票、船票行為往往缺乏直接的受害人，很難直接與特定個體聯系到一起，購票人往往具有自愿性，具有隱蔽性和不易察覺性。這種尋租的重要表現形式為運輸部門與票販子內外勾結，以商業賄賂為紐帶和利益共同點，從根本上扭曲了國家對于經濟管制的公正性和效率。在實質意義上，法律尋租就是通過國家或政府在對絕大多數個體進行禁止和懲罰某種行為的同時，對特定個體的不作為和縱容。

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期間，北京某高校學生武玉杰為了解決在校住宿費問題，和同是在校生的老鄉一起通過代訂火車票加價5到7元出售給同學的方式賺錢，三人累計獲利5000余元后，最初被北京鐵路警方以涉嫌犯倒賣車票罪刑事拘留。7年過去了，好像一點都沒變，有關部門還是解決不了買票難，旅客想出的辦法還是又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