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從今年1月1日起，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一律提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即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的核準權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準權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使變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這一程序上的變化，引發出一系列問題，特別是正值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之際，人們紛紛提出死刑核準權上收，死刑復核程序如何改革呢?尤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不僅條文較少，只有四條規定，而且原則、籠統，不宜操作。值此，人們紛紛提出一個命題，即要對死刑復核程序進行訴訟化改造。如何實現訴訟化改造呢?學者及實務界說法種種，一曰要改變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審級制度，變兩審終審為三審終審制;二曰變現行死刑復核程序的行政性為訴訟性;三曰死刑復核程序既然規定在審判程序一章中，要按控、辯、審的三種職能結構改造死刑復核程序;四曰死刑復核程序要透明化、公開化，依法進行公開審判，控辯雙方都要參與;五曰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理所當然地要對死刑復核程序進行法律監督，檢察機關要派員列席人民法院的審委會;六曰死刑復核程序的審理方式要變內部審查為外部公開審查，開庭的方式上人們也進行了種種設計等等。對死刑復核程序的種種高論和設計，反映了我國學者和司法實務界的高度負責精神，反映了人們對司法改革，實現司法公正的價值追求。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改革死刑復核程序，使其更加科學、更加民主，無可非議。但是，結合我國當前的情況，步子究竟邁多大、社會承受能力、司法資源的投入究竟放多少，其根本問題還在于對死刑復核程序的定位和定性，只有準確定位，才能良性運轉，只有準確定位，才能使程序的設計科學、民主。位子定高了，太理想化，而人力、財力達不到，實現不了，其結果脫離了實際，司法公正也實現不了;位置定低了，卻步不前，沒有改革，同樣沒有生命力。因此，當前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定位和定性問題，已成為這一程序可否良性運轉的關鍵。

根據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并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死刑復核程序應定位為一種復查核準的救濟程序，它雖屬于審判程序，但它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審判程序，它是一種特殊的審判程序，其任務是復查、核準。其理由：(1)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和刑事訴訟法第十條分別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顯然，死刑復核程序在國家的審判制度上，它不屬于一個審級，它只是一種兩審終審后，生效判決、裁定的一個例外，而增加的一個特殊的復查核準程序;(2)我國刑事訴訟法把死刑復核程序放在第三編審判之中，但它又不同于第一審程序和第二審程序，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審判程序，由于它不是一個審級，如果像一審、二審程序那樣，控、辯、審三種職能依法定程序開庭審理，就會使其失去復查、核準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稱死刑復核程序為特殊的審判程序;(3)死刑復核程序啟動方式的特殊性。即采用自動報核、自動適用的原則，無須當事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抗訴;(4)死刑復核程序在審理方式上的特殊性，即具有明顯的單方性特征，且是要采用書面的方式進行。即由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復查、復核和核準;(5)死刑核準裁判法律效力的特殊性。即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兩審終審后，必須再經過復核程序核準后，裁判始能生效;(6)死刑復核程序源于我國隋唐以來的“死刑復奏”制度，為我國所獨有，其他國家的立法沒有這一程序。這也是其特殊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