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大陸首推性別平等地方立法，倡導尊重生理差異基礎上男女兩性的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機會、權利和責任的平等

　　6月28日，《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草案)》順利通過了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三審，標志著中國大陸地區首部性別平等地方法規正式出臺。

　　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臺了性別平等法，而在中國大陸一直是空白，深圳在大陸首推性別平等地方立法，屬于破冰之舉。

　　雖然在此前一稿和二稿中備受關注的女性實行彈性退休制、男性可享育嬰假等“干貨”最終被“拿下”，不過，對于該條例的首推者、深圳市婦聯主席蔡立來說，最終通過的版本雖非此前的“理想方案”，但“仍不失其光芒”。

　　而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曙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本大家期望的、希望能解決具體問題的一些規定沒有通過，但我們并不是很在意這些剛性的規定，而是希望通過此次立法，引領大家思考性別平等問題，并為解決相關社會問題提供一個視角和維度。”

　　破題

　　深圳市婦聯從2009年就開始著手此條例的立法工作，不過，立法的最初動議，原本只是對照新版《婦女權益保障法》制定深圳市的實施細則，但這樣的設想很快被否決了。

　　“如果只是制定實施細則，那很簡單，只要根據上位法，再結合深圳實際，不會有大的突破。”深圳市婦聯主席蔡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更重要的是，過去老的實施細則可操作性不夠，“我們在法院調研中發現，法院沒有根據實施細則判過一個案例，沒有用來解決一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侵權案件。”

　　2011年，深圳市婦聯與深圳大學法學院聯合開展的專項立法調研顯示，女性在錄用、薪酬福利、晉升與培訓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報酬比男性低”“同等條件下，女性的工作機會比男性少”等現象較為普遍，“因為女性將來要生子，會增加單位的成本。”

　　不過，也有人質疑立法的必要性。條例起草人之一、深圳市婦聯組織聯絡部副部長余長秀回憶，在立法論證過程中，有人曾戲言，“每月工資都上交給老婆”，以此來說明婦女地位之高。

　　“我們在立法過程中發現，很多人認為婦女地位夠高的了，不存在不公平的問題。”劉曙光認為，雖然跟歷史相比，婦女地位已經有了明顯提高，但目前存在的性別不平等是明擺的事實，“這個問題被婦女在家庭治理中地位的提高給掩蓋了。”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綜合處副處長孫華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由于過去偏重經濟發展，很多社會事業被忽視了，其中就包括人的各項平等權，“深圳在經濟上處于全國第一梯隊，在社會建設領域也應該處于全國第一梯隊。對性別平等進行立法，在全國來看是超前的，但對深圳來說是合適的。”

　　亮點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亮點頗多，有許多突破性、創新性的規定，例如將設立性別平等促進機構，對反性別歧視、反性騷擾、反家庭暴力的規定和處罰更加細化，還將建立性別統計制度、公共政策性別分析評估制度、性別預算制度、性別審計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等。

　　在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李薇薇看來，此次立法的一個最大突破在于：第一個是在地方立法中，把人性的尊嚴寫進去了。《條例》所指的性別平等，是指在尊重生理差異基礎上男女兩性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機會、權利和責任的平等。“在我看來，這樣的內容能保留下來，真的是個奇跡，這觸及到了立法最核心的根基，是會引領將來中國立法思路的。”李薇薇頗為激動。#p#分頁標題#e#

　　李薇薇認為，該條例的另一個貢獻是，對“反性別歧視”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條例》借鑒和發展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對婦女歧視”的定義，清晰界定了性別歧視，不僅包括直接的性別歧視，還包括間接的性別歧視。

　　“為什么低收入行業中女性多，本身就是一個間接歧視，也是一個制度性歧視，這種歧視更不容易發現。”李薇薇表示，《條例》中對性別歧視的定義、反對性別歧視處理機制的相關規定都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突破。

　　而對于劉曙光來說，他更看重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例如公共政策的性別影響評價和分析。“任何一個公共政策，要用性別視角來做評價，出臺以前要做分析，出臺以后要做評估，這個制度被正式確立下來了。”

　　“現在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不會明確有性別歧視。但是，無性別的公共政策，忽略了男女差別，可能本身就隱藏了歧視。”劉曙光舉例說，在公廁設立廁位的時候，男女按照一比一建立，好像沒有性別差異，但實質上造成了性別歧視。

　　劉曙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另一個無性別政策造成的歧視在于起點問題，就如跑道，外道長而內道短，起點必須不同。例如女性干部，比男性早5年退休，加上生孩子，有效職業生涯比男性至少少了6年，但女干部在提拔上的臺階和程序卻與男性相同，導致事實上女干部的提拔空間嚴重受限。

　　“深圳歷史上曾出現過帶有性別歧視的政策。如‘以男方為主’的分房政策，‘先調男、后調女’的人才引進政策等等。如果實行公共政策性別分析評估制度，這些問題都可以避免。”蔡立說。

　　創新

　　《條例》的另一大突破之處在于，提出創設一個新的組織實施機構：深圳市性別平等促進工作機構。

　　“條例的貫徹完全要靠這個機構來推動，機構能否設立、職責設定是否恰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且對于我國是個全新的領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李薇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根據國際經驗，在亞洲，韓國、日本、菲律賓，以及我國香港、臺灣都出臺了性別平等法，并建立了性別平等機構。而成立于1996年的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是香港法定機構之一，負責香港的反歧視工作，享有很高的地位和權威。按照目前的設想，與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相比，深圳性別平等促進機構的職責更多、更復雜。

　　孫華明則提出建議，這個機構應該定性為準司法機構，即該機構在受理性別歧視投訴時，出具的鑒定結果能直接被法院判決所采納，“類似于一些仲裁委員會，仲裁結果應該具有準司法效力，否則就缺乏剛性約束，發揮不了實際作用了”。

　　《條例》將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而在剩下的半年時間內，對于深圳市婦聯來說，如何與市編辦銜接進行機構設置成為當務之急。深圳市婦聯主席蔡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前壓縮部門、編制收緊的大趨勢下，新機構的設立存在一定困難。目前有兩個備選方案，一是成立一個全新的獨立機構，如果不可行，或將考慮與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進行編制整合、職能調整，“婦兒工委只是一個協調議事機構，主要職能是組織、協調、監督，職能較虛，缺乏剛性。如果能與新機構進行整合，將會被賦予更多切實的職能”。

　　遺憾

　　在《條例》前兩輪審議中，女性實行彈性退休制度、雙親育嬰假期、設立男性關愛日等條款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而在第三輪審議中，這些內容都被取消，引發許多人的感慨和遺憾。

　　在審議中，女性實行彈性退休制度的爭議最大。據深圳市婦聯主席蔡立介紹，從調研的情況看，不同層次、不同位置的女性對退休的訴求并不相同。要求男女同齡退休最強烈的是知識分子、工程師等高級職稱女性，特別是教師、衛生系統的專家學者，而最典型的就是醫生，“55歲正是年富力強、臨床經驗豐富的時候，這時候卻被迫退休了，不僅影響了個人的提拔，也影響了拿課題和拿項目。”#p#分頁標題#e#

　　蔡立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對于這一條款的刪除感到遺憾，“就婦聯的態度而言，我們不會放棄。在符合歷史方向、能夠保障婦女權益的這些問題上，婦聯就是要堅守、要推波助瀾。”

　　“我們也專門咨詢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他們堅持由他們來統一研究和處理，我們最后就放棄了這一條款。”劉曙光表示，至于媒體報道中提及的該問題屬于國家事權，他個人對此并不完全認同，“我并不認為這是完全的國家事權，但我們尊重人社部的意見和承諾”。但在他看來，此次立法的討論至少也為“男女同齡退休”問題“點了一把火”。

　　“深圳是特區，有特區立法權，這是最高的地方立法權，只要在不違背憲法的背景下，可以在國家法律框架之外制定一些規章。”孫華明認為，國家應該在退休問題上給深圳更大的探索權，“特區的意義就在于可以先行先試，成功了以后再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法律，這樣的特區立法權才有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