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委員建議加強監督預防執行中的腐敗行為

　　執行程序中應增檢察監督內容

　　近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初次審議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為強化法律監督工作，擴大了監督范圍。

　　現行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對民事執行活動能否實行檢察監督。針對執行活動中一些當事人惡意串通的情況，草案將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修改為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將民事執行活動納入法律監督。

　　審議中，常委委員建議，應在執行程序中增加人民檢察機關監督的內容。

　　內部監督不能取代外部監督

　　“草案對民事執行的檢察監督未作明確規定。”黃麗滿委員說，應當明確規定民事執行檢察監督問題。

　　黃麗滿委員認為，在今后的司法工作中，要積極應對、較好解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民事執行工作存在的執行難、執行亂等突出問題。因此，有必要在民訴法中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進行監督。主要理由有以下三點：

　　一是有利于解決法院執行工作中存在的違法犯罪問題。法院執行工作量大面廣且存在違法執行問題。目前，民事案件占整個法院處理案件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5%以上，而民事案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執行案件，執行案件占整個案件的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一。在實踐中，法院的執行工作暴露出不少問題，有的違法執行案件涉案金額巨大，令人震驚。社會上對民事判決和裁定執行中的問題反映很多，強烈要求改進，特別是要求要加強監督。

　　二是加強對法院執行工作外部監督的要求。雖然法院有自己的內部監督，有裁判和執行的分工，有紀檢監察部門，但是任何內部監督都不能取代外部監督。目前最主要的還是缺乏一個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必須建立外部的、常態化的、有專業水平的外部監督。雖然黨委、人大、政協也都在監督，但是這些監督都是非經常性的、非專業性的監督。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十分專業的法律活動，只有充分發揮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能作用，依靠專門機關的專業能力和水平，才能建立長效的監督機制，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

　　三是貫徹中央司法體制改革精神、鞏固司法改革成果的要求。中央政法委在2005年專門下發了關于切實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要加大對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監督力度”。近年來，“兩高”經過充分溝通、協商，對推進檢察機關對執行活動的監督達成了共識，并聯合下發文件，積極開展執行監督的試點工作。對這些成果，修改法律時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并使之上升為法律。

　　設立科學有效執行監督機制

　　“在民訴法的執行程序中，應增加人民檢察機關監督的內容。”任茂東委員提出，執行活動多年來一直是司法腐敗的多發區和重災區，也是導致執行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當前的執行體制下，法院有關部門是執行主體，執行的力度和效果取決于法院執法人員，執行人員在案件執行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和自由度，而對執行人員和執行過程缺乏有效監督。這種狀況容易誘發司法腐敗，妨礙執行效率，侵害當事人權益。

　　任茂東委員建議，在當前民事裁判權和執行權不能分離的情況下，應在執行程序中增加監督內容，尤其是加強檢察機關的監督。要設立科學有效的監督機制內容，預防執行腐敗行為的發生，保障執行程序的順利進行，提高執行效率。

　　“在執行過程中增加檢察機關對執行監督的內容，要比在民事審判中增加抗訴監督可能更顯得迫切。”任茂東委員說。

　　強化對執行工作的外部監督

　　“在民訴法中增加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的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內容，強化對法院執行工作的外部監督。”黃麗滿委員建議。#p#分頁標題#e#

　　黃麗滿委員認為，具體可分兩步走：一是先作原則規定，將民訴法中的“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的“審判活動”改為“審判活動和執行活動”，以明確檢察監督包括審判和執行環節。具體操作程序則留待今后專門立法或者“兩高”聯合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二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參照刑訴法的規定，盡可能規定比較詳細的監督程序和監督方式。

　　整體考慮如何完善回避制度

　　在分組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對回避制度的完善要有整體考慮。

　　草案規定：“審判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有權用口頭或者書面方式申請他們回避：是本案當事人或者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近親屬的;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與本案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對案件公正審理的;審判人員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接受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請客送禮，或者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其中，第四項為新增內容。

　　對此，周玉清委員說，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是必須處理的，不只是回避問題。另外，實踐中當事人怎么能知道他是否有貪污受賄這些行為?審判人自己怎么會承認自己貪污受賄而自行回避?

　　沈春耀委員說，回避制度的原理是建立在審判人員跟當事人有特定的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基礎上的，比如他是當事人的親戚、熟人，或者是公司起訴，他在公司有股份或者與公司關系密切或其他利害關系。由于存在這種關系，可能會影響公正審判。回避制度不是建立在特定行為基礎上的。如果一旦引入“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這些“行為”，那就多了，不僅僅是貪污受賄、徇情枉法、枉法裁判這些行為了。如果引入特定行為作為回避的理由，那就有一個查證的問題，就會復雜化。所以這個規定需要再研究。

　　嚴以新委員則認為，草案只規定人民法院審判員的回避問題，沒有涉及到應該法院全體回避的問題。比如，這個當事人是某法院主管副院長的兄弟，不管是誰來審判，起訴人都會對案件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由上級法院指定另外一個法院來審。又如某法院的合同醫院，在一起醫療糾紛案件中成為被告，起訴人也會對該法院審理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建議對這個問題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