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之內，《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坐了一次過山車，輿論也隨之波濤翻滾。

　　9月27日，十一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召開，根據最后確認的議程，《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的“修改三稿征求意見稿”沒有列入會議討論之列。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負責法例議程設置的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9月初其設定本次常委會會議議程時，此條例原本在列。

　　2010年7月初，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推出《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宣傳口徑是“在全國第一個規定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爭議的協調處理機制”，并在8月兩度大規模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然而，從工資集體協商如何進行，到企業是否需要職工董事，乃至是否需要民主管理，爭議此起彼伏。

　　而今，條例暫停上會討論再度引人注目。中國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大變革將何去何從?人們期待其可以做出正確的方向性選擇。

　　工資集體協商之惑

　　“矛盾集中在工資集體協商問題上。”9月25日上午，前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如此解釋最終未列入議程的原因。

　　工資集體協商的“名聲”，大噪于2010年6月初沈陽肯德基與員工集體協商工資事件。“當時，廣東省方面正受困于佛山本田事件、中山本田鎖具事件等集體事件，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被作為一項重要的現實路徑提了出來。”條例的起草人之一、廣東省總工會黨組成員孔祥鴻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來自廣東省總工會的數據顯示，目前，廣東省勞動爭議中有70%與薪酬福利有關。

　　親歷佛山本田事件的佛山市總工會特別調解員詹建敏認為，集體性的勞資爭議，目前處理起來只能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缺乏可供參考的程序法。

　　7月初形成的《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修改二稿”，即在第一章第18條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廣州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分析說，廣東這個條例規定的工資集體協商的核心是三點：“必談義務”、“妥協機制”、“談判中的信息披露”。

　　“必談義務”，即工資集體協商的啟動條件滿足，職工提出集體協商要求后，相關各方必須開始集體協商。這一點引發的爭議最大。

　　詹建敏觀察發現，“用工荒”出現以來，職工對工資的要求越來越多，且主觀性較強，其中不乏惡意停工或消極怠工的情況，這使得啟動條件很容易達到。而廣東省工商聯副會長陳昆告訴本刊記者，廣東100多萬家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超80%，而民營企業工資糾紛較國有企業更頻繁。陳昆因此認為，“必談義務”的規定不能太死，集體協商制度啟動的人數要求應做出一定調整。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部法規處處長張瑞玲表示，全總曾總結認為，集體協商要采取靈活多樣的要約形式和協商方法，確定不同的協商重點。“對生產經營正常的企業，要突出協商工資增幅和福利待遇;對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要突出協商工資支付保障;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獨資企業、股份制企業，要注重提高職工工資在企業工資分配中的比重。”但各省執行情況看來并不理想。

　　有關集體協商談判的依據，該條例提出了地區平均工資水平、人保部門工資指導線、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內容。對此，一些工人似乎并不認同。“佛山、中山兩個事件中，工人對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等，都有協商訴求。”廣州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總結說。

　　代表港資企業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中華總商會等團體，于9月14日在香港召開記者發布會，對廣東省這個條例作了喊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新聞聯絡人士梁仲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分解這個條例可以發現，工資集體協商可能牽出一系列問題：是否要加班?加班工資怎么定?是否及何時漲工資?這種未知性是港資企業非常關注的。#p#分頁標題#e#

　　“職工董事”是否激進

　　引發前述兩大香港商會反對的原因，除了工資集體協商，更有“職工董事”一章。

　　香港中華總商會一位不愿具名的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無論英美法例還是大陸法律，都沒有在現代公司治理模式中引入“職工董事”的職能設置。如果這是社會主義特色，也有嘗試可能，但必須有完善的方案和辦法，比如如何保守決策機密，擔負相應治理責任;比如職工董事代表董事會還是代表職工——《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規定，選舉和撤換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的職權由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行使，與股東或董事會無關。

　　在廣東東莞石龍鎮辦廠的韓國企業主樸正煥則表示，很多在廣東設廠的韓國企業主認為，讓職工代表成為工廠董事，就不是參與民主管理了，而是參與企業運營，違反企業治理基本規律。作為大型制衣企業，他們最近兩年生意變化較大，訂單不可把握，企業經營要求很強的靈活性，比如可以靈活用工，或者關閉部分產能，這都涉及裁減員工。如果實現嚴苛的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裁員簡直不可能。

　　在全總的統計數據中，截至2007年底，全國建立職工董事制度的企業有8.5萬家，建立職工監事制度的企業有8.3萬家。而同期全國已建工會的企事業單位建立職代會制度的達156.8萬家。對比之下，職工董事仍是新生事物。

　　前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士表示，《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對此有反復斟酌，特別是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的席位數，是否要過1/3，一度分歧嚴重。最后采納的建議即“修改三稿征求意見稿”的第三十三條，職工董事不作規定，職工監事不得低于監事會成員總數的1/3。

　　在陳偉光看來，職工董事問題凸顯的是一種理論困境。“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處于不平衡狀態，老板養活了職工、投資者是上帝等觀點，基本上一統天下。但在市場經濟的經典理論中，企業并不是投資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社會化的經濟組織，是由資本和勞動兩大要素組成的。”因此，企業民主管理并不是職工“無理爭三分”。

　　進一步來講，“企業民主管理不等于民主管理企業”。剛剛從美國參觀訪問歸來的陳偉光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毫無例外地吸收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國內企業的誤區很多，比如誤以為企業民主管理是職工接管企業。這直接影響了相關制度和措施的配套，“職工董事”的理解和操作也被誤解和扭曲了。

　　企業民主管理，早已是工會系統的老生常談。1986年曾有一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旨在打破廠長的“霸權”。但其實際效力終因各種原因消失殆盡。

　　全國各省區市于是開始搞自己的企業民主管理地方性法規，目前已有22個省區市通過了27個有關法規。

　　2007年，全總牽頭制定《企業民主管理條例》，旨在延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的精神和原則，成為中國第一部適用于所有企業的民主管理法規。中國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大變革，由此成勢。

　　孔祥鴻表示，《條例》若實施，工會通過集體談判要約提早介入，很多罷工可在萌芽時得到處理。廣東2008年暫停《條例》討論，雖維護了企業的暫時利益，但堆積了勞資矛盾。“今日《條例》如再度難產，付出的代價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