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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不能對低齡強奸殺人犯一放了之
《江南時報》3月26日報道：13歲男孩趙某在強奸一14歲少女后，因未達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而被公安機關很快釋放。后被害人親屬將趙某告上法庭，法院依法判決趙某向被害人賠償醫藥費、交通費、精神損失費等各項費用共計9000余元，由其法定監護人履行。但就在判決書下達一周后，趙某竟夜闖被害人家，當著女孩的面將其母殺害。后經黑龍江省公安廳批準，趙某被處勞教1年零6個月。
此事引出了一個爭論較大的話題，那就是隨著犯罪低齡化的出現，要不要降低刑法中的法定刑事責任年齡。我不贊成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解決此問題，因為：第一，將少年犯的覆蓋面擴大，只會增加監獄、看守所的壓力，使這些場所變得“人滿為患”；第二，刑法主要立足于對行為人過去行為的懲罰，對犯罪少年不應采取簡單的懲罰，而應采取區別于懲罰成年犯人的教育、矯正措施；第三，少年犯罪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問題，過度依賴刑法不僅難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反而會使人忽視其他一些更為有效的措施。
但是，保衛社會、保護公民是國家和法律義不容辭的責任，面對少年犯罪作案手段的日趨成人化、少年犯罪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日趨增大，我們不能因其未到刑事責任年齡而不能定罪判刑就將其一放了之，而應樹立兩個基本出發點：一是要采取措施，使那些對社會具有危險性，并且已經通過其實際行動表現出來的少年犯，與社會得到必要的隔離；二是這種隔離不是像成年犯一樣的懲罰，而是教育和矯正，并且必須通過正當的程序使其合法權益得到保障。
我國刑法第17條規定：因不滿刑事責任年齡而不予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該規定在實踐中存在如下問題：一是什么是“必要的時候”，并不明確，由于經費不落實等問題，導致大多數此類犯罪少年被一放了之，而家長或者監護人的管教又無人監督和協助。二是收容教養的程序不規范，目前通行做法是由勞動教養審批委員會審批，送勞教所執行，但我們知道，勞動教養和收容教養在適用對象和管理方式上是不同的，如勞動教養的年齡應是16周歲以上，因此前述趙某被處勞教1年零6個月嚴格來說應是錯誤的，因為他低于16周歲。三是收容教養的期限為多久，沒有規定，實踐中隨意性較大。
根據國際上的一些通行做法，建議對我國的少年收容教養制度以現有刑法第17條的規定為基礎，進一步細化立法，并做如下方面的改革：首先，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犯罪少年，在其犯罪帶有嚴重暴力性傾向的表現時，不能隨便交由家長或者監護人管教，只能收容教養，即使對于那些經過評估后可以交由家長或者監護人管教的少年犯，也應當明確家長或監護人的具體職責，并由公安機關監督實施。
其次，考慮到少年收容教養是一項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因此應由法院居中裁判，而不應由目前的公安機關裁判；再次，對被收容教養的人員應切實實行不同于監禁成年犯的措施，主旨是教育和矯正其不良人格，使其改掉惡習。
最后，收容教養的期限可以不定期，由專門的生理、心理醫生治療小組根據被收容教養者的人身危險性大小決定何時釋放。當然，原則上此期限不應太長，但應注意釋放后相關措施的完善，如國外常有這樣的法律制度：法官命令某被釋放者不得靠近被害人、證人的住宅、工作場所，違者本身就又是一種新的犯罪；對某些還有一定社會危險性的人，給其腳上戴上電子腳鐐，要求其在晚上幾點之前必須回到家里，或者活動范圍被限定在某一空間，一旦違反，電子腳鐐就會提醒有關管理機關和人員，將其重新收監。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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