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

　　（二）

　　兩年多來，各地人民法院基本上執行了本院1954年9月對奸淫幼女罪犯的處刑意見。目前這類犯罪雖已減少，但鑒于奸淫幼女是一種嚴重的罪行，對于祖國下一代和國家社會秩序的危害是嚴重的，而且一般都積有民憤，因此，我們認為今后對這種犯罪在國家的刑法未頒布以前，仍應參照本院1954年9月對奸淫幼女罪犯的處刑意見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治的精神。過去幾年來，各地法院一般注意到嚴厲懲治那些淫惡成性，解放后仍奸淫幼女的偽軍、政、警、特和地痞流氓分子，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這類人已不斷減少，在奸淫幼女罪犯中大多數是勞動人民，而某些審判人員對犯有奸淫幼女罪行的勞動人民，也應依法嚴肅處理的精神領會不足，處理得不夠嚴肅。我們認為，今后不管是什么人，凡是犯了奸淫幼女罪的，人民法院都應當分別其犯罪情節輕重依法嚴肅處理。同時也要看到，在奸淫幼女案件中，對幼女外陰部接觸或摩擦的占絕大多數，真正奸入的很少，對幼女身心健康和正常發育造成嚴重后果的是占少數，而在罪犯中又有不少是青、少年。因此，在具體處理這類案件時，必須實事求是地分別對待。目前有些審判人員片面理解從嚴的精神，往往不分情節輕重一概判處五年以上徒刑，以致有量刑偏重的現象，這也是需要糾正的。

　　根據各地法院經驗，本院1954年9月對奸淫幼女罪犯的處刑意見基本上是適用的，但在兩年來的審判實踐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補充和修正。這些經驗是：

　　一、凡奸淫幼女具有下列嚴重情節之一的，都依法予以嚴懲：（1）奸淫幼女造成嚴重后果的（如性器官嚴重損傷、沾染性病、精神失常或精神病、致自殺、致死，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幼女身心健康和正常發育等情節）；（2）奸淫幼女多人、且情節嚴重的；（3）用強暴、虐待或其它殘酷手段奸淫幼女的。

　　凡是奸淫幼女不具備以上嚴重情節的，各地法院審判實踐中一般是依法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對利用教養關系奸淫幼女的，或者有奸淫幼女罪前科的，在認定上述犯罪情節的基礎上，從重處刑。

　　三、奸淫幼女未遂的，坦白、自首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刑。

　　對奸淫幼女的未成年犯，應從輕或減輕處理，情節輕微的可以免予刑事處分；對年幼無知的男童，不應追究刑事責任，但應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對教唆青、少年犯奸淫幼女罪的，則應依法嚴肅處理。

　　四、對解放前奸淫幼女的犯罪行為，不要追究刑事責任。解放初期奸淫幼女而情節并不嚴重的，或者被害幼女現已長大，為顧全自己名譽不愿告訴的，一般的也不宜追訴。

　　我們認為以上處理經驗是可以采用的。

　　（三）

　　為了穩、準地懲罰奸淫幼女犯罪，重要關鍵在于確定案件性質是否屬于奸淫幼女。從各地人民法院的材料來看，目前在這方面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算是幼女？奸淫幼女和猥褻幼女應如何區別？我們對此提出如下意見：

　　一、關于區分是否幼女的標準問題：各地人民法院確定被害人是否屬于幼女，大都是根據被害人的年齡、發育狀況、知識程度等方面來衡量的。目前有的法院主張以一定年齡為主要區分標準，有的主張以是否達性成熟期為主要區分標準。我們認為，為了下一代的利益著想，原則上把一定年齡以下的幼女當作特殊保護對象，是必要的。根據京、津兩市法院經驗，在目前醫療設備條件下，鑒定是否達性成熟期困難很多，鑒定往往不確切，況且這種犯罪多數是在犯罪后較長時間后才被發覺的，在這種情況下要確定幼女被奸當時的發育狀況就更加困難了。京、津兩市法院根據辦案的體會，認為未滿14周歲的幼女一般發育尚不成熟，因此他們在原則上均認定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子為幼女。凡奸淫未滿14周歲幼女，不論是采用什么手段，不論被害幼女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原則上都以奸淫幼女論罪，在實踐中尚未發生顯著偏差。同時，京、津兩市法院對個別雖已滿14周歲，但發育很差、天真無知的，也以幼女看待。至于個別幼女雖未滿14周歲，但身心發育早熟，確系自愿與人發生性行為的，法院對被告人酌情從輕或減輕處理，如果男方年齡也很輕，雙方確系在戀愛中自愿發生性行為的，則不追究刑事責任。上述經驗我們認為是適當的，各地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參酌運用。

　　應當指出：目前有些審判人員對幼女的范圍理解過寬，主要是把未成年少女也當作幼女看待；對于同少女發生性行為的，不論情況如何，也按奸淫幼女論罪（例如，對雙方基于相互戀愛或未婚夫婦關系自愿發生的性行為，按奸淫幼女論罪），以致發生錯判，這是應當糾正的。至于實踐中受理的一些“誘奸少女”案件，究應如何處理，希望受理這類案件較多的法院注意總結這方面的經驗。

　　二、關于奸淫幼女與猥褻幼女問題：奸淫幼女犯罪的特點是在外陰部接觸或摩擦的占絕大多數，真正奸入的很少。在某些案件中僅有雙方生殖器的接觸是否成立奸淫幼女罪，或者是否可按猥褻幼女論罪，一些審判人員的意見不一致；少數被告人也以“沒有奸入的意思”為辯護理由，否認自己成立奸淫幼女罪。

　　京、津兩市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區別奸淫幼女與猥褻幼女，是將犯罪者主觀上的犯罪意思和客觀上的犯罪行為結合起來考察的。犯罪者意圖同幼女性交，并且對幼女實施了性交行為，就是已遂的奸淫幼女罪。如果犯罪者意圖用生殖器對幼女的外陰部進行接觸，并且有了實際接觸的，也按已遂的奸淫幼女論罪，但認為比實施了性交行為情節較輕。至于犯罪者意圖猥褻，而對幼女實施性交行為以外的滿足性欲的行為（如摳、摸、舔幼女陰部，令幼女摸、含、舔自己的生殖器等），則按猥褻幼女論罪。我們認為上述區別是適當的，可供論定罪名時參考；但在研究量刑輕重時，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情節和實際危害程度，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對猥褻幼女罪，一般地說不宜比照奸淫幼女罪判刑，但對于施用殘酷手段猥褻幼女的，猥褻幼女造成嚴重后果的或猥褻多人、情節嚴重的，也必須從嚴處罰。至于對幼女偶有輕薄行為，則不應當作犯罪予以追究。

　　（四）

　　奸淫幼女是一種隱蔽的犯罪，搜集和鑒別犯罪證據又確實存在著不少困難，因此必須嚴肅慎重地對待。各地法院對絕大多數奸淫幼女案件是判處得正確的，但是有些法院在加強同奸淫幼女犯罪作斗爭的同時，對奸淫幼女案件中可能發生的錯案缺乏警惕；在審理案件中主觀臆斷，偏聽誤告或誣告，輕信幼女的口供和鑒定意見，不作全面的分析研究，因而發生一些錯判案件，造成極壞的政治影響。目前還有一些審判人員強調“奸淫幼女案件不容易查證”、“幼女說話沒準”，存在畏難情緒；對某些較復雜的案件，未作深入地、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就借口“證據不足”、“被告不承認”、“幼女處女膜完整”，而不予受理或草率判決被告無罪，因而放縱了犯罪分子。至于證據不足就草率判決的案件，在各地檢查中均有所發現，這些案件的被告究屬犯罪與否至今仍難辨明。這些問題如不解決，必然會嚴重削弱對奸淫幼女犯罪的斗爭。為此：

　　一、今后凡屬奸淫幼女案件，應由人民檢察院起訴；對自訴案件和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的控訴案件，應移送人民檢察院進行偵查起訴。法院審理這類案件，應先經過預審庭認真審查證據是否充足、偵查是否合法，凡在犯罪主要方面缺乏有力證據或者有違法偵查情況（如逼供、誘供），均應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以求徹底地揭露犯罪或防止無罪人被提交審判。凡較復雜的奸淫幼女案件，應有辯護人參加訴訟，并嚴格遵照國家法律審判案件。

　　二、在審理奸淫幼女案件時必須嚴肅認真地審查和鑒別證據。奸淫幼女犯罪一般具有民憤，而某些審判人員也往往感情用事，不冷靜查對證據，偏聽偏信，忽視以至壓制被告人辯護，這是十分有害的。法院對于奸淫幼女案件中的各項證據（如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和其他證人的證言，鑒定的意見，現場勘驗筆錄，物證等）和偵查、起訴材料，應進行認真的查對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必須從具體的犯罪時間、地點、手段、情節等方面進行調查核對，反對草率從事的現象。

　　對被害幼女的陳述必須慎重地加以分析研究。奸淫幼女案件的特點是證言多數出自被害幼女的陳述。幼女一般是純潔、天真的，她們的陳述多數是真實的或接近真實的。但是，由于幼女記憶力弱、易受外界影響以及在是非界限上劃不清楚，不僅陳述不易確切，而且容易在成年人“動員”之下說假話，甚至有個別幼女在誣告者毆打、威脅之下被迫說謊；也有些幼女因為怕羞或怕報復等顧慮，故意隱瞞案件的真實情況。有些審判人員主觀地認為“孩子天真、純潔，不會撒謊”、“被別人奸淫不是啥光榮的事，她不會拿著尿盆往自己頭上蓋”，因而對幼女的陳述深信不疑，以致犯了錯誤。這種教訓必須吸取。根據各地經驗，在訊問被害幼女時，應當掌握兒童的心理特點，用耐心和藹的態度和淺顯易懂的道理，鼓勵她們說真話；訊問時應切實查明被奸的時間、地點和具體情節，以便分析認定。

　　正確及時的醫學鑒定、特別是具有一定科學水平的有關奸淫犯罪痕跡的全面鑒定，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不應盲目輕信處女膜是否破裂的鑒定，也不能以處女膜是否破裂來確定有無奸淫行為。尤其在醫學水平低、設備差的地區，應當更加注意。由于我國法醫尚不健全，這種鑒定工作一般是委托醫院來進行的。而許多醫院的醫務人員由于對檢查處女膜等缺少應有的知識，加以多數鑒定是在案件發生較長時間后才進行的，因而所作的鑒定不確切甚至有錯誤，特別是容易將處女膜自然切跡判斷為機械性破裂，把幼女的外陰炎和處女膜自然切跡判斷為性交的結果；即使鑒定屬實，一般也難以肯定是否被奸，相反鑒定證明處女膜沒有破裂，也不能說明沒有發生奸淫行為。因此，法院對于鑒定意見必須慎重地加以鑒別，那種認為“有醫院鑒定，沒有什么問題了”采取盲目輕信的態度，是錯誤的。此外，審判人員還應學習一般的法醫學常識，以利于審判工作的進行。

　　鑒于錯誤的鑒定妨礙了審判工作的正確進行，而且也往往造成幼女和幼女父母在精神上的嚴重負擔。因此，我們建議中央司法部司法鑒定研究所和各省、市法院法醫室研究關于奸淫幼女犯罪的法醫學鑒定經驗（如判斷有無性交行為，判斷強奸的情況及其后果的鑒定經驗），以便今后為審判工作提供更多、更全面、更可靠的鑒定資料。

　　（五）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