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鄭東等搶劫、綁架多名香港居民案 　　 辯 護 詞
審判長、審判員：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之規定，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和廣東圳源律師事務所分別接受了被告人鄭東親屬的委托，并指派我們共同擔任被告人鄭東的辯護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參加訴訟。
　　受理本案后，我們兩次查閱了并不完整的案件材料，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特別是參加了幾天來所進行的法庭調查和示證、質證活動，我們對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深檢刑一訴字（2004）第30號起訴書對被告人鄭東在共同犯罪中實施了借車、收錢和幫助開車、接受贓物等行為的指控不持異議，但對起訴書認定其上述行為已經構成搶劫罪和綁架罪持有不同意見，現分述如下：
　　第一，被告人鄭東在起訴書指控的第13宗案件中雖然客觀上實施了借車、取款和接受贓款的行為，但是審理結果表明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其具有共同搶劫的犯罪故意，因而不能構成搶劫罪的共犯。
　　通過開庭前查閱案件材料和法庭調查結果，檢察機關對被告人鄭曉東犯搶劫罪的指控依據主要是被告人口供和僅有的兩個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及其相互印證。但是，通過庭審調查和示證、質證，在借車環節中，現有證據已經不能證明被告人鄭東具有明知他人搶劫而故意出借車輛的主觀故意內容。如，被告人吳林無論在案卷材料中還是當庭供述均沒有告訴其用于搶劫，被告人徐榕還對以往“被告人鄭曉東一定知道借車是用于作案的”供述當庭予以否認。同時，被告人吳林在案卷中交代過借車“收數”，而被告人徐榕、鄭東在以往供述中和當庭均一致供認被告人吳偉林說過借車用于“收數”。這樣，認定被告人鄭東故意借車用于搶劫犯罪顯然無法成立。因為通常所說的借車“收數”本身不具有犯罪的特定含義。在取款和接受贓款環節上，盡管被告人吳偉林當庭供述在車里給鄭東錢時告訴其是搶劫所得，但次日又在法庭質證階段全面否認。因為該供述在案卷中毫無記載。相反，被告人徐榕和鄭東供述，被告人吳林在招商銀行拿到錢后在車里說：“收數收到了”。三被告人的一致供述足以證明，被告人鄭東是在知道借車用于“收數”和“收數收到了”的情況下實施了借車、幫助取款和接受贓款的行為，不存在搶劫犯罪的共同故意。
　　當然，有無犯罪的共同故意，并不是僅僅靠同案被告人的證明，而被告人的年齡、閱歷以及案件所表現出的異常現象，同樣是認定明知和應知的依據。但是，由于被告人鄭東僅僅是實施了他人“收數”而借車和取款行為，而非搶劫、綁架案件全過程，因此主觀上也無法意識到或推斷為是在參加一種搶劫犯罪。
　　依照法律規定，這種在沒有足夠證據認定其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所實施的幫助行為，雖然具有社會危害性，但依法不能構成搶劫罪的共犯，因而對被告人鄭東構成搶劫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第二，被告人鄭東在起訴書指控的第21宗案件中的確實施了幫助開車和接受贓物的行為，但根據刑法理論和現行刑事法律規范，行為結束后方意識到參與犯罪的，依法不構成犯罪；明知贓物而接受、享用的，法無明文規定。
　　通過法庭調查和證據顯示，被告人吳偉林電話通知鄭東幫助開車時，并沒有說明幫助開車干什么，這一點兩被告人的當庭供述和以往交代完全一致，可以確認。即事先被告人鄭東并不知道是幫助開車實施綁架。同時，我們翻閱了所有案件材料并當庭發問，被告人鄭東始終供認開車時并不知道是在參與綁架，只有將車開到地點并停好車后才看到車里有人用膠帶封嘴，感到異常，不是好事，于是迅速打的回家了。特別是公訴人當庭宣讀被告人鄭東是在幫助開車結束并且到達“點三八歌舞廳”后知道是在綁架的供述，更說明了被告人鄭東是在犯罪之后才知道的。從刑法理論層面分析，犯罪行為必須是主客觀的統一，即實施犯罪行為時必須具有刑法規定的罪過形式存在，而且犯罪的故意或者過失必須產生于犯罪行為之前或者犯罪的過程當中，才具有適用刑罰的目的和意義，而絕對不能產生于犯罪行為之后。如果不知道是綁架或者幫助行為完全結束后，才僅僅意識到“不是好事”，那么，該幫助行為依法不構成犯罪。就如同不知道所運物品是贓物的情況下，幫助盜竊分子運送贓物之后才知道真相的，同樣不能追究幫助人的刑事責任。被告人鄭東正是如此。
　　那么，當被告人的幫助行為不能成為一個刑事追究事由時，被告人在案件中的社會危害就集中表現在明知前邊所做的不是好事，甚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項鏈、手鏈等贓物仍接受、使用。也就是說，這時該行為所侵犯的犯罪客體已經不再是綁架罪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而成為一種妨害司法機關追繳贓款贓物和偵查取證行為的贓物類犯罪。然而，我國刑法第312條規定的贓物類犯罪只有窩藏、轉移、收購和代為銷售贓物的犯罪行為，而對明知是贓物而接納、享用的行為，沒有明文規定。因此，依照我國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則，該行為將無法適用刑事法律，同樣不能構成犯罪。
　　綜上所述，第一宗搶劫犯罪，因證據不足于確認其主觀方面構成共同犯罪故意，因而不構成搶劫罪的共犯；第二宗犯罪因適用法律的原因，同樣不能構成犯罪。
　　審判長、審判員，以上意見，請法庭根據事實和法律并結合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充分采納，對被告人鄭東做出無罪判決。
　　附：第二輪辯護意見：
　　剛才公訴人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進行了答辯，現在辯護人對此發表新的辯護意見：
　　我們并不否認起訴書對被告人鄭東所實施行為本身的指控，而更為關注的是有無充足的證據足以證明其實施上述幫助行為時處于一種明知犯罪而幫助的狀態。對此，辯護人并沒有輕信被告人鄭東的口供，而更主要是看同案被告人對他的證明內容和證明效力以及是否與被告人鄭東的口供相一致。何況，公訴人已經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鄭曉東給予了認罪態度好的評價，這說明被告人鄭曉東的供述是如實的。
　　至于公訴人仍然使用偵查階段被告人鄭東曾交代其知道是搶劫綁架作為唯一抗辯理由，從而否認庭審中各相關被告人的口供和質證效力，這顯然是不成立的。審判實踐中，被告人改變口供司空見慣，并不可怕，關鍵是看其先前供述有無充足、吻合的證據印證固定，從而否認其翻供。但本案中的情況是，庭審前的證明材料支離破碎，甚至相互矛盾，而在庭審示證、質證中卻達成了一致，極具證明力，難道我們仍然要用各被告人已經否認的或者說證明效力較弱的以往口供作為定罪依據，去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嗎？現代訴訟要求我們絕對服從證據，放棄感知和習慣。
　　另外，起訴書指控的很多宗犯罪都是挾持被害人至某一地方，強行劫取財物，逼問密碼之后取款、刷卡，迫使被害人往卡內存入贖金后放走被害人。同樣手段，同樣后果，同樣客體，怎么能構成搶劫罪和綁架罪兩個不同的罪名呢？比如第13宗和21宗。依照法律規定和刑法理論，在同一時間段內，同一伙被告人針對同一個被害人實施犯罪，從甲罪逐漸演變為乙罪的，只能以其中的一個主行為定一個罪。事先密謀內容并不能成為構成某罪的決定性因素，關鍵要看其犯罪客觀行為更符合哪一個犯罪的犯罪構成。同時，交納贖金的人是否知道被綁架的事實，并不影響綁架罪的構成，交納贖金人并不一定必須是綁架罪的連帶被害人。
　　我們堅持被告人鄭東無罪的辯護意見。謝謝！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倪澤仁
　　廣東圳源律師事務所 律師 孫衛寧
　　2004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