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檢察院監所處助理檢察員任建平，2003年在閩江中游泳時救起了一位溺水的婦女。2年后，任建平獲知見義勇為者可以享受子女在中考、高考中加分的政策。為了讓其即將參加中考的兒子能順利考進當地重點高中，2005年5月25日，他向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提出確認其見義勇為行為的申請。然而，他苦等了10個月卻盼來了2份存在瑕疵的不予確認的復函和一份告知單。2006年4月30日，任建平向南平市延平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同年6月5日，該案一審開庭。8月8日，延平區法院作出一審宣判，撤銷延平公安分局作出的《關于對任建平同志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的復函》；法院同時駁回了原告任建平要求判定其救人事實成立和確認其救人行為屬見義勇為的訴訟請求。

　　勇救落水者

　　2006年8月23日上午，任建平仍像往常一樣，穿著一件淡藍色的檢察院制式襯衫，夾著個大公文包來到了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法院，公文包里放著一份上訴狀。這一天，也正是任建平不服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不予確認其見義勇為行為行政訴訟案上訴期的最后一天。在大門口負責接訴接訪的法官一看是他，很客氣地點了點頭，沒多問就放行讓他去行政庭了。延平區法院幾乎所有的法官都知道，他就是為了給兒子中考加分、因此打了一場全國首例“確認見義勇為”官司的那個任建平，一個引起全國媒體競相報道的新聞人物。

　　為了兒子中考加分，任建平將3年前水中救人一事向當地公安機關申報見義勇為，因未獲認定，他將公安局告上了法庭。

　　對當年救人事件的整個經過，任建平在法庭上是這樣陳述的：“2003年8月14日下午5時，我和幾個朋友在閩江上游的安豐湖尾段游泳時，突然聽到身后約4、5米遠的水面上，有個女人在疾呼救命。當時，那個女人本能地抱住旁邊的一名男子，兩人正漸漸地往下沉。”

　　“先前我也曾在水里救過人，有一定的經驗，突然看到情況危急，我迅速游過去想托住她，但是好幾次反被她抓住手臂，”說到激動處，任建平還站起來連比帶劃，“經過幾次努力，我才掙脫開她的手，潛游到其后面用雙手托住她腋下兩側，接著我仰泳著將她帶到了附近的淺水區，那個男的抓著女子的腳也被一起帶了過來。沒想到，這女子連一句感謝都沒有說，還對被她抱住的男子叫道‘你都不會游，怎么叫我過來’。”

　　申請稱號受阻

　　好漢不提當年勇，任建平并沒有把救人當做一回事，甚至水中救起的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一次無意中的閑聊，任建平的上級領導知道了他曾救起一名溺水女子，南平市人民檢察院當時派人調查核實后，曾向南平市委政法委要求確認表彰，但是，他們得到的答復卻是要先由公安機關調查核實后，才能確認并予以表彰，因嫌程序麻煩，事情過了2年，任建平也沒再提起此事。然而，一個偶然的事件卻讓他決定“舊話重提”。

　　2005年3月，任建平在《福建日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見義勇為者子女高考可獲得10-20分的加分。這條消息讓有多次救人經歷的任建平一下子心動了。

　　35歲才當上父親的任建平有一個14歲的兒子，當時正上初二，成績在年級里排在130-150名之間，考上重點高中的希望不大，但是如果他被評上見義勇為的話，那他的小孩考上重點高中的希望就很大了。

　　為了讓兒子享受到“加分的陽光雨露”，2005年5月25日，任建平向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見義勇為辦正式提出申請，要求對見義勇為的行為進行確認。

　　直到10個月后的2006年3月2日，延平分局才以《告知單》的形式建議任建平向延平區見義勇為工作協會提出申請。此后他了解到該協會尚未成立。于是，他向延平區政法委有關領導反映了這一情況，區委領導答復，見義勇為的行為應由公安機關負責調查核實并予以確認。

　　3月8日，任建平終于收到延平分局見義勇為辦公室復函，復函認為任建平水中救人的行為“屬于一種常見的互相幫助、互助友愛”，對任建平的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

　　4月10日，他再次收到一份延平分局結論大致相同，但卻未蓋公章的復函，不同的是，該復函中增加了得出結論的依據是因為被救人金淑娥不認為自己“當時處在危險狀態”并且她和她的丈夫都不認為“該行為屬于見義勇為行為，僅屬于游泳中常見的互相幫助，互助友愛”。

　　5月26日，南平市公安局作出見義勇為行為復核決定書：認為任建平不符合《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6條規定的見義勇為情形之一，因此決定維持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不予確認的結論。同時也寫明：“由于金淑娥初學游泳不習水性，在游泳過程中遇到力不從心，雙腳又踩不到河底的情況，于是（她）雙手拍水并呼喊，在其附近河中的任建平見狀主動過去將其托至一旁淺水處使其站穩。”

　　庭審辯論

　　2006年4月30日，任建平將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見義勇為辦公室及延平分局告上法庭。5月10日，延平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6月5日，延平區人民法院對任建平“見義勇為”案開庭審理。在法庭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任建平：10個月后才收到復函，公安局明顯存在程序上的錯誤。

　　在法庭上，任建平一再申明：2005年5月25日他向延平公安分局申報見義勇為行為，最初的動機確實是為了評上后，使自己的兒子在中考時能享受見義勇為者的子女升學加分的照顧。而對于2006年3月份延平公安分局對其見義勇為行為不予以確認的兩份復函，任建平認為確認程序明顯違反了《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7條規定：“公安機關接到申請后應當及時核實、確認，并在7天內告知申請人確認結果。”而他卻是在10個月后才收到延平公安分局的復函。

　　“更為讓人不解的是，就這一件事他們還給了兩份復函，而且第二份連公章都沒有蓋。”任建平說，按照規定，本來延平公安分局應該給他一份復函，但在2006年3月6日他只是先收到了延平分局的告知單，內容是建議他向南平市延平區見義勇為工作協會提出確認見義勇為行為的申請，但他經過打聽后才知道，延平區并沒有“見義勇為工作協會”這個機構。隨后他向延平公安分局反映，3月8日他才得到了延平公安分局見義勇為辦公室對其申報行為不予以確認的復函，而且在這份復函中，不僅沒有發文字號，而且主體明顯是不對的，因為見義勇為辦公室沒有權利發這個函。

　　延平公安分局：該案公安局仍在復議期內，法院不應受理。

　　與任建平在法庭上大量舉證不同的是，被告代理人只是向法庭出具了《行政復議法》第16條規定：公民、法人在法定行政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被告代表、延平公安分局法制科徐科長認為，任建平已于2006年3月29日就此事向南平市公安局提起復議，現該案還在復議期內，為此要求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任建平的訴求。也正是因為公安局抱著這種想法，所以他們在起訴后并未提交答辯狀和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相關證據和依據。

　　法庭辯論中，任建平出示了大量證據、其中有目擊證人及知情者的證詞和被救者金淑娥承認被救的錄音證據，以及他歷年救人情況和目前患有高血壓、高粘血癥和頸椎供血不足等疾病證明。他還出示了1份書證，證明自己向上一級公安機關提出復核申請，從未提出過行政復議，不受“在法定行政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約束”。

　　江中救人，到底算不算見義勇為？

　　任建平狀告公安局要求確認見義勇為行為案件經媒體曝光之后，社會上對任建平的行為算不算“見義勇為”進行了熱烈的爭論。

　　在任建平看來，公安機關把他救人的行為輕描淡寫成“互相幫助，互助友愛”實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難道救人的時候，一定要付出生命代價或發生意外，才算是見義勇為嗎？”

　　被救者金淑娥承認任建平確實救了她。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她說，公安局的人曾經問我，你覺得他（任建平）這樣算見義勇為嗎？我當時想這和電視上報道的英雄事跡有一定差距，就說我覺得有點不像。公安局的人又問，你有被做人工呼吸嗎？你有嗆水嗎？你有昏迷嗎？我如實回答說沒有。金淑娥心情很復雜：“任建平救了我，如果他能夠評上，那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但是我已經說出去的證言，不可能再去更改。”

　　延平公安分局見義勇為辦公室主任顧建軍認為，根據《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6條第（3）項規定，需要“搶險救災，舍己救人”的條件才符合見義勇為行為。在界定一項行為是否構成見義勇為時，主要標準有兩點：一是“險”，即生命、財產安全處于重大危險，如果沒有見義勇為行為就會發生更為嚴重的后果；二是“勇”，即在危險之際挺身而出。顧建軍也指出，《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對確認見義勇為行為的標準規定過于粗糙，欠缺可操作性，容易引發爭議，應制定實施細則。

　　福建省見義勇為基金會副會長李建生說，任建平的行為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有一條規定：申請確認見義勇為，可以由單位或個人舉薦，也可以由行為人提出申請。這說明，單位和他人可以為見義勇為者申請，其本人也可以自己提出申請。任建平的做法是無可非議的。政府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為的是鼓勵更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見義勇為的隊伍中來，當前的問題不是見義勇為的人太多，而是太少。因此，社會需要呼喚見義勇為行為，時代需要倡導見義勇為精神。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余凌云認為，任建平這種行為從廣義上來講屬于見義勇為行為。對于見義勇為行為，有關部門是根據情節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判斷的，并給予相應獎勵。見義勇為也有程度高低，而不能說一定是受傷了或者是犧牲了才能算見義勇為。

　　法院判決

　　法院審理認為，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6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10日內提交答辯狀，并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證據、依據；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的，應當認定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根據上述規定，本案被告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10日內未向本院提供作出《關于對任建平同志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的復函》的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故應認定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被告提出原告不服被告見義勇為工作辦公室作出的《關于對任建平同志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的復函》，向南平市公安局申請復核，復核視同復議，復議期間人民法院不應受理。法院認為，1991年1月1日國務院發布實施的《行政復議條例》，就已對復議程序進行了規范，而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998年5月29日頒布施行的《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7條第3款規定：“申請人或者舉薦人對見義勇為確認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復核。”因此，《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所規定的復核與復議不是同一概念，被告辯稱復核等同于復議缺乏法律依據。另外，《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對受理復核的程序、期限等未作規定，因此，原告向南平市公安局申請復核后，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被告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第三，《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第7條規定：“見義勇為的確認，由行為發生地縣級公安機關負責。”該條款明確規定確認見義勇為是公安機關的行政職責，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故法院只對被告和被告見義勇為工作辦公室作出的《關于對任建平同志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的復函》是否符合法律規定進行審查，并不能代替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故原告請求法院判定其救人事實成立和確認其救人行為屬見義勇為的主張，不予支持。

　　2006年8月8日，延平區法院經過審理，對該案作出了一審宣判，判決撤銷了延平公安分局作出的《關于對任建平同志申報見義勇為行為不予確認的復函》；同時駁回原告任建平要求判定其救人事實成立和確認其救人行為屬見義勇為的訴訟請求。

　　宣判會上，原、被告雙方均未當場表示上訴，只到了15天上訴期限的最后一天，即2006年8月23日，原、被告雙方竟不約而同同時向延平區法院遞交了上訴狀。

　　任建平在上訴狀中，請求法院判決上訴人救人事實存在和確認上訴人救人行為屬于見義勇為。任建平說：“原審法院對于我要求判定救人事實成立和確認此行為屬于見義勇為的訴求，不予審查是錯誤的。”任建平認為，“救人事實的確認”和“見義勇為行為的確認”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前者顯然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他說：“法院在公安機關未做充分調查就得出‘互助友愛’結論的情況下，對我救人事實是否存在進行全面審查就顯得尤其重要，同時也能為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提供正確的依據；至于法院能否對我救人行為直接確認見義勇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上訴人延平公安分局在上訴狀中稱：“延平法院在任建平對我局的《復函》依據《福建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下稱條例）規定向南平市提請復核、南平市公安局尚未作出復核決定之前又立案開庭，沒有法律依據，而其判決又侵犯了《條例》賦予南平市公安局的復核權利，正因為《條例》未對復核的程序和期限作出具體規定，所以南平市公安局在復核決定作出之前，延平法院對此立案并作出判決是錯誤的。”延平分局認為：“復議、復核在提法上不同，但就本案而言原告任建平在復核和訴訟中所提要求卻是同一的，該案所有證據均在南平市公安局依法復核過程中，因此，在南平市公安局復核尚無結果時，上訴人無法向一審法院提供《復函》中作出的證據是理所當然的。”延平分局還認為，《行政訴訟法》第32條是附條件的，就本案而言，上訴人在規定期間未能提供相關證據、依據正是因該案在復核過程中，其理由是正當的。故上訴人延平公安分局要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法院的判決，并依法裁定原告任建平一審提出的訴訟請求不予受理。

　　9月13日，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了該上訴案。該院當庭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至此，這起轟動全國的行政訴訟案終于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