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院刑事審判庭受理325件各類刑事案件，共有各種刑事被告人472人。其中，對227件329名犯罪分子及4個法人單位判處罰金刑，共判處罰金總數121.35萬元，已執行21.15萬元，占17.43%.
　　2003年上半年，我庭受理150件各類刑事案件，共有各種刑事被告人208人。其中，對105件137名犯罪分子及1個法人單位判處罰金刑，共判處罰金總數36.35萬元，已執行14.10萬元，占39.61%.

　　一、罰金刑適用以并科使用為主，極少單獨適用

　　我國當前的刑事法律更加傾向于把罰金刑視為財產刑中的輕刑，注重罰金刑所具有的剝奪利欲型犯罪者的再犯罪能力，抑制其犯罪動機，沒收其違法所得等特殊預防功能。這體現了現行刑事政策在刑事審判中對犯罪人量刑可能產生的影響。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考慮到罰金刑與犯罪類型關系，正確、適度的適用罰金刑，對每一個法官都會存在和產生對罰金刑特性、功能的認識與定位的理解和掌握問題。

　　從我院審判實踐的具體情況看，適用罰金刑，基本上為“并處”，很少“單處”，幾乎全部是并科適用。這是目前我們適用罰金刑的一大特點。在并處罰金的司法實踐中，主審法官首先要明白以下幾個問題：

　　1.正確理解罰金刑的立法意義和審判功效。

　　我國現行刑法典分則中共有條文350個，其中有169個罪名涉及罰金刑，主要罰金刑罪名都集中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這兩章中。而這一類罪名所規定的并處罰金的立法意義很大是出于對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給予經濟上的制裁，使犯罪人對犯罪行為既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也同時付出經濟損失代價的雙重后果。對于這兩類犯罪罪名來說，犯罪人實施犯罪的主要目的和動機就是要通過其不法行為謀取高額利潤，其主觀上的犯罪故意通常是為“錢”而去。為“錢” 而犯罪，就必須為犯罪付出“錢”的代價。通俗地說，罰金刑就是把其因實施犯罪行為而獲得的任何利益“變本加利”的吐出來，使犯罪人增大其實施犯罪的可能風險和削弱其犯罪后可能再犯罪的經濟能力，這就是我們的立法本意。對此，審判法官要注意掌握運用，把罰金刑作為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一種有利武器使用，決不能讓犯罪人（包括單位犯罪或法人犯罪）出現“犧牲我一人，幸福全家人或全單位”的結局。

　　2、正確理解罰金刑與自由刑的關系，既不能以罰代刑，也不可只刑不罰。

　　掌握罰金刑與自由刑的易科制度關系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主辦法官一般都會面對兩個不同的層面，或受到來自兩個層面的相互對立的指責，一種是“以罰代刑”，另一種是“只刑不罰”。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有賴于立法上的完善，更多詳盡司法規定的出臺，以及專家、學者理論上的指導之外，更多的是依靠辦案法官對法律的忠誠和公正，對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服從和責任心，以及對案件的吃深摸透，靈活、巧妙地逐案適用和各案掌握。

　　我們的體會和想法是：

　　1.以罰代刑不可慮。罰、刑之間就是要綜合平衡，在判并處罰金刑的犯罪案件時，可以根據犯罪人交納罰金的額度和態度，適當予以從輕對自由刑的量刑幅度，讓犯罪分子“有所得有所失”。但這個罰、刑互減的平衡量要掌握好，不能顯失平衡。合議庭、主審法官在考慮量刑時，首先要明白理解“罰”亦是刑，罰是懲治犯罪，并不是放縱犯罪，罰是為國家所罰，為法律公正所罰。

　　2.只刑不罰不可取。嚴格地說，只刑不罰，是對法律的一種曲解，也是人民法官責任心不強的一種表現。有時，一些法官為了省去麻煩，減少工作量，避免非議和懷疑，只對犯罪人判自由刑。而對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給國家和人民群眾造成的經濟損失，或者對犯罪人實施犯罪后所謀取到的暴利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認為犯罪人判刑入獄，失去自由，就是法律的勝利和公正了。這不但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更是一種對犯罪的潛在放縱，是要防止發生，認真對待和必須努力改進的問題。

　　3.罰、刑并舉雙達標。針對不同犯罪人，運用罰金刑減輕自由刑，爭取犯罪人主動配合執行。在條件符合的情況下，必須使用或大膽單獨使用罰金刑，使犯罪人“人財兩空”受重創，并堅決執行罰金繳納，執行到賬。

　　二、罰金刑的判決生效與執行到賬存在這較大的“流失和空判”現象

　　從目前現行生效的各種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其他有關的法律條文規定來看，因為立法對罰金刑強制并處沒有具體的操作細則和實施辦法，刑法只規定了關于罰金刑的強制適用，而沒有考慮到判處罰金刑后的執行問題，這都為判決后的生效執行留下了后患。在我院通常適用并處罰金的案件中，能夠執行的大多是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犯罪罪名，因為這些犯罪人相對其他罪名的犯罪人而言，具有一定的財產受罰能力。而在司法實踐中占刑事案件絕大多數的盜竊、詐騙、搶劫等侵犯財產犯罪，雖然法律同樣規定可并處罰金，但這些犯罪人一本身沒有一定私人財產可執行罰金，二沒有單位可執行處罰，特別是對外地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來說，其本身的衣食住行都已經是問題，何來罰金交納？可執行的難度更大。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占所有刑事案件絕對多數的并處罰金判決案件判決后有可能無法或根本無法執行。此外，刑法雖強調了關于罰金刑的強制適用，而沒有明確規定判處罰金刑后的具體執行措施和強制措施，特別是對有能力但故意拒不執行罰金的犯罪人并無相應的懲罰措施，這就給“并處罰金”的判決制造出了比較大的流產機會。在我們基層法院所判處的輕微型刑事案件中，有相當大的罰金刑判決是“一紙空判”，據統計數字表明，此類案件的空判率高達60%以上，有的地方高達70%.犯罪分子或者無能力執行，或拒不執行，或拖延執行，致使刑滿后脫離監控，將罰金刑自動消亡滅失。

　　從立法意義上來說，罰金刑與自由刑是相互獨立的兩種不同刑罰，不存在著相互可以取代或完成一個就可自動滅失另一個的含義，“空判”現象不但會增加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也極大影響了法律的尊嚴和刑法的威懾力。我們認為罰金刑的判決生效到罰金執行到賬可以有一個時間過程，但不是無限期的延長。罰金未執行到賬也不能算是案件執行終了，犯罪人已伏法。對于這個觀點，各不同司法機關都應該端正認識，統一程序。作為刑事審判法官，你簽發出的判決書，能否得到百分之百的執行，是你的責任和法律所賦予的職權，也就是說，要千方百計地保證讓罰金刑的判決真正做到罰金執行到賬入庫，是法律是否得到尊重，判決是否被生效執行的檢查標準。作為其他司法機關和人民法院的執行部門，有義務和責任執行已經生效的判決，并從多方面保證和迫使犯罪人交納罰金，像執行羈押一樣嚴肅執行的交納罰金。
三、成功執行罰金刑的一些實踐經驗

　　當前對罰金執行的困難有很多，歸總如下：

　　1、罰金數額過高，與犯罪分子的實際交納能力脫節，造成無法執行。

　　2、犯罪分子是外地流竄作案，本地無財產可執行。

　　3、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移送案件，未對其個人財產進行舉證，或對其財產保全扣押。

　　4、犯罪人家屬拒不交納罰金，惡意抗拒執行。

　　罰金執行的難點很多，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有一些，我們的體會和想法是：

　　1、把罰金數額和量刑幅度相關聯，在判決前與犯罪人家屬或辯護人做“訴辯交易”，把交納罰金的執行提前到案件宣判前以確保判決不會“空判或執行流失”。

　　2、要求公訴機關督促公安機關必須隨案移送扣押財產，或提供可執行的財產。一般刑事案件在立案后，公安機關都會扣押或掌握部分犯罪人（單位）的犯罪工具、財務，檢查機關在接受案件時，應該督促公安機關隨案移送這些財產并在偵察過程中及時發現和扣押新的財務，正確的使用自己的偵察權。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后，必須同時隨卷移送扣押的財務并注意掌握好扣押有效期限。

　　3、判決生效后，將罰金型判決文書按正規程序移交執行局執行，由執行局根據判決內容實施強制執行并盡可能的將執行結果與檢查機關、公安機關進行協調通報。

　　4、向司法監管機關（監獄、看守所）發送罰金尚未執行的書面函件，并作為不予減刑的條件。

　　5、向犯罪人家屬發送罰金尚未執行的督促書面函件，并告其不執行罰金的后果和作為不予減刑的條件。

　　四、在刑事案件中適用罰金型處罰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除了上述對罰金型處罰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特別是執行上的經驗特點的探討之外，我們在具體操作和應用上，還專門提出三個“正確掌握”，作為各法官的審判工作原則，可供各位同事參考：

　　1、正確掌握罰金刑與緩刑的掛鉤關系，即做到不執行到賬不能緩；

　　2、正確掌握對個人與單位犯罪的罰金刑關系，即個人少罰，單位多罰，窮人輕罰，富人重罰；

　　3、正確掌握對未成年人的罰金刑，即不罰、少罰，依情輕罰；罰、緩并舉。

　　罰金型處罰在刑事案件中的正確運用是社會主義司法理論與實踐要關切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我們刑事審判改革的一個難題。它不但牽涉到立法、審判，還牽涉到司法、執行，需要大家的共同重視和深入研究，更需要各級領導，特別是其他法律機關的支持和幫助。本文的目的就是企圖拋磚引玉，把我們基層法院在刑事案件審判中運用罰金刑的經驗和挫折告訴大家，希望引起各法律階層的注意并給予具體的指導，為維護法律的尊嚴，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盡到人民法官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