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9時，初春的北京，陽光明媚。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成為世界和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

從1954年開始《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公文形式在我國出現，其內容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今年，經過四次審議、總理親自修改的政府工作報告，共36頁，全文約2萬字，涉及內容廣泛。如何理解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哪些亮點值得期待？

轉型：經濟發展與民生并重

據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長向東介紹，“《政府工作報告》從頭到尾都留下了總理的痕跡。總理在起草前，一般都會將他對整個報告的框架結構、主要內容，包括文-風做出明確指示，他自己也要親自修改報告。”

據悉，在這四次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還在中南海召開過五次座談會，廣泛征求民主黨派、企業界、經濟界、科教文衛界以及群眾的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葵接受央-視財經頻道《兩會芮觀察》采訪時表示：“這次報告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在民生這個問題上主要是兩件事情，一個是物價，再一個是房價，這些都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和民生息息相關。”

“民生，過去也在強調，只不過今年在這方面是更進一步強調，力度也更大。”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文字嚴謹樸實，以貫徹科學發展主題，以轉變發展方式主線，而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改善民生。

長期關注民生問題的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勇在看過報告后感慨頗深，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黨和政府已經從過去僅僅注重經濟發展，轉變為經濟發展和民生并重，開始更多地關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就業、物價、住房、教育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內容。這是近兩年《政府工作報告》非常大的轉型。”

穩物價第一次寫入報告

物價是民生的重頭戲。自2004年溫家-寶總理開始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在今年是第一次以大標題的形式出現，而且還是第一個大標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4%左右。這一預期目標，比去年3%的目標提高了1個百分點，比去年實際漲幅3.3%高了0.7個百分點。在當前通脹壓力較大的情況下，2011年沒有直接沿用上年相對較低的實際CPI水平，而是繼續對目標進行了上調，這在《政府工作報告》的歷史上還是首次。在連續兩年貨幣供應量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通脹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容忽視。

“今年把消費價格水平定在4%，還是考慮了各方面因素的目標。首先是去年前年的流動性壓力比較大；其次，從國際上看，油價、糧價壓力也比較大，三是現在有一些基礎產品的價格，比如說電價、氣價、甚至包括糧價這些都過于偏低，這些資源型價格偏低，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也較大。”周*勇說。

今年1月份的CPI達到4.9%。雖然低于預期，但不少民眾仍擔心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4%的控制目標能否實現，通脹是否會失控？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水對此比較樂觀，他表示，中國糧食連年豐收，而經濟發展也沒有過熱，并沒有惡性通脹的基礎，政府只要做好工作，4%的調控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年CPI的調控目標適當提高到4%，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為了適應現在進入商品價格高漲階段的具體實際情況。但要完成今年4%的通脹目標，還是要做出相當大的努力。”

如何使通貨膨脹不失控？李*葵在接受央-視財經頻道《兩會芮觀察》采訪時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配合起來使用。他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這次通脹是成本性的結構性的，既然是成本性的結構性的，它的主要動因、起因并不是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可以推波助瀾產生第二輪的價格上漲。“所以，要控制第二輪價格上漲，不要讓原材料價格上漲演變為第二輪通脹預期的上升，貨幣政策應該是一個防御性的措施，而不是本質性的措施。本質性的措施還是財政政策、減稅、保證供給、保證產量不降。”

堅定不移調控房價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房地產調控的表述更加“強硬有力”。

多年來，房地產問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述的位置不一。2009年，房地產問題是在“擴大內需”里體現了，除此之外，房地產問題一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大標題里體現。2010年關于房地產的表述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與此相比，今年“堅定不移地搞好房地產調控”的說法，讓人們看到了政府調控房價的決心。

如何-平抑房價，讓大家“住有所居”，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個重頭戲。《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進一步擴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規模。今年要再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共1000萬套，改造農村危房150萬戶。

而在此之前，國務院已經和各級人民政府簽訂了軍令狀，省級人民政府負總責，縣級人民政府負直接責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賈-康認為，行政考核問責制主要是針對官員，對官員會形成一定制約。在督促官員完成保障房建設方面，約束力會更強。

盡管如此，地方政府能否如期完成“軍令狀”，周*勇對此并不樂觀，他最擔心的是錢從哪里來，“要完成保障房和危房改造任務，我計算了一下，每年平均1000萬套保障房，即便按每套60平米、成本3000元/平米計算，也需要18000億，再加上危房改造，就是21000億，資金的壓力非常大。對地方政府來說，完成這個指標難度也相當大。”

從 “一升一降” 到“兩個同步”

以往，溫家-寶總理在談及收入分配問題時常這樣說：“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句話在他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兩個同步”和“一升一降”中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十二五”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實施“兩個同步”，一是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二是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

周*勇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第一個同步是處理國家分配和居民分配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改善gdp分配中居民收入與國家收入之間的關系，使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同步，使居民盡快地富裕起來；第二個同步就是要處理好資本分配和勞動分配之間的關系。財富的增長水平和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水平同步。如果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增長速度，資本要素的分配者和勞動要素的分配者之間就會形成差距。

此外，跟以往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出現了“一升一降”之變：經濟增長預期指標從年均增長7.5%下調為7%；居民收入預期指標從年均實際增長5%提高為7%以上，并加了一個強調性的“注釋”，明確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經濟增速，在實施中要努力實現和經濟發展同步。

在周*勇看來，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的“一降”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調結構。把經濟結構調整到勞動者更多地就業，勞動者能從中獲得更多收入的這樣的結構上來；二是把速度降下來，就是要把過去由靠貸款擴大流動性推動經濟增長導致的物價上漲，反而使居民實際收入有可能受到影響這種情況改變過來。而“一升”，主要是因為居民年均實際增長5%過低，從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看，整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7%比較合適。

“從‘兩個同步’到‘一升一降’，其實是我國從追求‘國強’到強調‘民富’的轉變，表明中央高層越來越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順應了民眾追求幸福生活的期待。”周*勇說。

《報告》中的民生細節

樓市調控：穩定房價 市縣政府負直接責任

從2000年開始，房價問題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此前表述多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今年首提問責。

社會管理：解決違法拆遷等反映強烈問題

“廣泛動員和組織群眾依法參與社會管理。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加快建立健全維護群眾權益機制、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和糾錯機制。”

財政預算：“讓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

財政預算公開首入《政府工作報告》，去年的表述是“增強財政預算的透明度”。

公務用車：公務車改革首次寫進報告

“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

社會救助：社會救助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

“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絕不能讓物價上漲影響低收入群眾的正常生活。”

三公消費：三公消費零增長

“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出國(境)經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

農民進城：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要充分尊重農民在進城和留鄉問題上的自主選擇權，切實保護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權益。”

醫療改革：放寬社會資本、外資辦醫療機構

“放寬社會資本和外資舉辦醫療機構的準入范圍。完善和推進醫生多點執業制度，鼓勵醫生在各類醫療機構之間合理流動和在基層開設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