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9月9日報道：9月7日，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通報稱，因沒有采取最佳方式救人，該名“見死不會救”的男友被中山市中級法院終審判賠6萬余元。2006年8月16日，顏某發現翠兒不開心，就開摩托車載她準備回她的家中，當行至中山市三鄉鎮茅灣橋上時，翠兒突然跳下車并爬上橋跳入河中。顏某發現女友要跳河時，沒有呼叫制止，也沒有大聲呼救。因其不會游泳所以沒有下水救人。起初，顏某給翠兒的媽媽打電話，電話不通又撥打了110。看見翠兒在河中掙扎，顏某就趕緊跑到橋底，再往河中看時已看不到翠兒了。后來趕到的警察和群眾下水救起翠兒時，發現時年16歲的翠兒已死亡。

　　法院認為，基于顏某與翠兒之間的戀愛、同居關系以及雙方發生糾紛的原因，顏某對翠兒自殺行為有制止、救助義務。顏某在明知翠兒曾有自殺傾向而再次跳河自殺的情形下，沒有及時制止、沒有采取最佳方式施救具有過錯，其行為與翠兒之死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是為價值導向。竊以為：該賠償案的終審判決結果，認定顏某承擔“見死不救”的法律責任，不僅是對死者家屬的一種撫慰。而且，對社會風氣也將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體現了“對死不救”的譴責，換個角度看，正是對見義勇為的深情呼喚。該案的判決結果或許存在有待商榷之處，但從總體上講，它彰顯了公平正義，值得充分肯定。透過該案，我們并不難發現相關法律的欠缺。正如刑法專家魏東所言：“見死不救這種情況現在還找不到一個直接的法律依據來對它進行約束”。因為如此，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發揮主觀能動性，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準確適用法律，作出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判決，對各地今后如何處理此類案件，更顯積極的示范意義。

　　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對于見死不救賠償案，由于法律規范尚不明晰具體，實際操作時給司法工作人員帶來了不少困惑，造成各地的判決處于不可預料的狀態，有的甚至結果大相徑庭。如任其發展，必將損害法律的權威。2005年，轟動四川，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的崇州市“釣友見死不救案”一例。基本事實是，2004年12月8日，詹翀傲與稱為師傅的柳杰約定崇州市南河大橋上游一家采沙場附近的河堤釣魚。不知何故，詹翀傲跌進2米深的河溝，此時，就站在河堤旁邊的柳杰，眼看著詹在水中掙扎，卻沒有進行施救。聞聲趕到的群眾雖然跳入河中進行救助，但詹翀傲最終仍溺水身亡。法院經開庭審理后認定：詹翀傲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與被告的作為或不作為行為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被告對詹翀傲的死亡不承擔賠償責任，但被告看見死者落水后表現出的冷漠之舉和不作為應受到社會的譴責。最終，法院駁回了詹翀傲父母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3萬元的訴訟請求（見《天府早報》2005年7月22日）。崇州市法院民庭審判長高詠稱：“在本案中，原告要求經濟賠償是不合理的，在法律上找不到明文規定。被告最多是受到社會的譴責。”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對于見死不救僅僅靠譴責和道德約束，遠遠不夠。為了挽救那些寶貴的生命，為了讓悲劇少些，再少些。形勢需要把現實中的道德義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施以法律手段，引導人們促成良好道德風尚形成的能力。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用法律規范調整“見危不救”。如，法國規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動阻止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輕罪發生，這樣做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并無危險，卻故意放棄采取此種行動的，處5年監禁并處以50萬法郎罰金。”德國的刑法典也規定：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采取行動救助，或能夠喚起求助行動，對本人和第三者也沒有危險卻故意放棄救助的，要處數年的監禁和罰款。埃及法律規定對有能力而拒絕向危難者提供幫助的人處以一年監禁和罰款最少1000埃磅的處罰。當然，西方國家的做法，我們不能全盤照搬，但是，不妨依據國情，適度拿來借鑒，#p#分頁標題#e#

　　今年4月23日在西南政法大學舉行的第六次全國應用倫理法學研討會上，來自廣東的王文科教授建議，刑法應確立“見死不救罪”，并分類進行處罰。他認為：如果是有能力救助，而且不會承擔風險卻不救，就應受到相應的法律處罰（見《重慶晚報》2007年4月24日）。在2006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也提出建議，我國應專門制定“見義勇為法”。她認為，如果在一個突發的事故或者事件中，一個旁觀者完全有能力去幫助、救助正遭受困難的人，而見義不為，甚至眼看著當事人失去生命，就不僅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更應該受到若干年的有期徒刑（據《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13日）。

　　鑒于見死不救情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我們期待關于見死不救的法律規定早日出臺，明確標準，界定范圍，厘清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對于各種形式的見死不救，作出合理定性和區分，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充分發揮法律的引導、評價、預測、教育和強制等作用，讓冷漠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扶正壓邪，伸張正義，喚醒良知，促進社會的平安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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