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復核程序由刑訴法明確規定在“審判”一編中，屬于法院審判活動。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依法履行職責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從法理上講，無論從認定案件事實還是統一法律適用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都有必要介入死刑復核程序。

　　□檢察官當事人化的觀點不符合公訴制度的價值，也會加劇控辯之間的不平等。而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院根本沒有因為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而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法制日報》今年3月30日發表了郝銀鐘同志的文章《檢察機關不應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以下簡稱《郝文》）。筆者細讀此文，對文中的觀點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根據我國憲法、法律和一般的訴訟理論，為了保障死刑的正確適用，維護司法公正，檢察機關應當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

　　■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具有法律依據

　　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是有法律依據的。檢察院組織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刑訴法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第二百零五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死刑復核程序由刑訴法明確規定在“審判”一編中，屬于法院審判活動。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所作出的裁判，屬于生效的裁判。因此，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依法履行職責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郝文》認為死刑復核是特殊救濟程序，此前還有觀點認為死刑復核是法院內部的一種行政性審批程序，檢察機關、辯護方不應介入。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救濟程序具有事后性，前提是對于已經生效的裁判或決定，認為可能存在錯誤而依法提起的程序，比如再審。死刑復核程序不以“可能存在錯誤”為前提，也不由任何主體來啟動，不具有救濟程序的特征。而且，救濟程序也是特殊審判程序，如再審。筆者認為，死刑復核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形式，理由在于：一是法院是行使審判權的機關，對案件的實體處理在本質上都是審判活動。死刑復核是法院審查應否判處死刑并作出裁判的活動，是典型的審判行為。二是上下級法院之間是審判監督關系而非行政審批關系，審判權不存在行政級別，死刑復核是對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而非行政審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五條規定，“復核后應當根據案件情形分別作出裁判”。復核后的“判決或裁定”屬于司法結論而非行政決定，這也說明死刑復核是審判活動。三是上級法院監督、改判下級法院的判決、裁定只能通過審判來實現，行政審批不符合司法規律。死刑復核的對象是下級法院的判決、裁定，針對的是定罪量刑等問題，只能走訴訟性質的復核程序。四是法律規定復核死刑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合議庭是審判組織，只能進行審判活動，行使審判權。另外，《郝文》認為法律規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是死刑復核程序的唯一主體，這種理解未免過于偏頗。如果法院是死刑復核程序的唯一主體，是否表示被告人是程序客體呢？依此推理，我國法律規定審判權由法院行使，是否意味著法院是審判程序的唯一主體，檢察機關、被告人、辯護人等都是程序客體而不是訴訟主體或者根本無權參加一審、二審活動呢？實際上，行使審判權與參與審判活動不是一個概念，法院行使審判權包括死刑核準權并不意味著它是該程序的唯一主體，更不能據此排斥和禁止其他訴訟主體參與審判活動和死刑復核活動。

　　■檢察機關確有必要介入死刑復核程序

　　從法理上講，無論從認定案件事實還是統一法律適用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都有必要介入死刑復核程序。死刑復核是復查下級法院的死刑裁判是否合法、適當的活動。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釋，對死刑案件復核后應當分別作出“予以核準”、“改判”或者“發回重審”的裁判，這些都涉及對原裁判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肯定與否定。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案件的提起者，在涉及事實認定方面應當享有發言權是不言而喻的，法院維持或變更案件事實卻不允許程序的最初啟動者參與在法理上講不通。如果死刑復核中涉及法律、政策的統一適用問題，檢察機關也不是不能有所作為。根據１９８１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法律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應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或決定。因此，統一法律適用也不完全屬于法院一個部門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以檢察官當事人化為由反對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不是要成為“法官之上的法官”。《郝文》認為，由于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一旦參與死刑復核就會“成為法官之上的法官”，審判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就難以得到保障。“故除非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退出刑事訴訟領域而實現當事人化，否則必然會導致死刑復核程序改革的失敗”。按照這種邏輯，在我國現行憲法確立的體制之下，因為檢察機關屬于法律監督機關，在參加第一審、第二審程序時，“法官由于受到檢察機關的高壓而失去理性和自律，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果真如此的話，我國的刑事訴訟早就因為“難以得出正確結論”而失去了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功能。這種推論顯然與事實不符。筆者認為，研究任何制度問題都必須以我國具體的政治制度和司法體制為基礎，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在討論制度設計時就必須以此為基礎，而不能直接套用國外的某一種理論來解釋我國的現實。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院根本沒有因為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而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從法律上看，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僅是一種程序請求權，既不對法官發布命令、指示，也不直接撤銷法院的任何裁決，最終的裁判權仍屬法官，并非凌駕于法官之上。從司法實踐看，法院向來重視依法獨立公正辦案，并未因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就一味采納起訴意見而不注意聽取辯護意見。實際上，檢察機關在監督中啟動有關程序，由法院最后作出裁決，更能體現出法院裁判的終局效力和突出法院的權威，而不會削弱審判權威。所謂“對死刑犯懷有偏見，最終將徹底瓦解整個刑事訴訟結構賴以存在的價值基礎”只是一種想當然的推斷，并無具體依據。相反，無論理論界還是社會民眾，都要求檢察機關像有權參與一審、二審一樣介入死刑復核程序。

　　檢察官當事人化的觀點不符合公訴制度的價值，也會加劇控辯之間的不平等。主要理由：一是當事人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切身利害關系的人，檢察官本人不是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同具體犯罪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檢察官參加訴訟與法院行使審判權一樣，是履行法定職責，代表公益、國家利益，與當事人代表私人利益不同。檢察機關不得違法放棄和怠于履行提起公訴的職責，不能像當事人那樣自行處分、放棄自己的實體和程序權利。二是檢察官具有客觀性義務，檢察官當事人化會加劇控辯雙方的不平衡。公訴制度是國家壟斷犯罪追訴權、排除私人直接起訴的產物。在私訴模式下，被害人可能對被告人實施野蠻、殘忍的報復和攻擊行為，也可能僅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甚至故意隱瞞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因此，這種模式不利于保障被告人權利和查明事實真相。由檢察機關對犯罪提起公訴，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由一個地位相對超脫、不偏袒的官署，全面客觀地收集證據，公正適用法律，保障所有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克服私訴的消極后果。這與當事人只收集有利于己方證據、只保障己方權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檢察官作為一方當事人，徹底處于原告地位，將可能導致其一味追求對被告人的定罪判刑，不再關注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甚至可能濫用權力、非法取證等，加劇控辯的不平衡，使訴訟重新回到“報復”的私訴層面上，失去公訴制度的價值。三是檢察官負有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職責，對違反法律的行為予以監督。許多國家也強調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而不是單純將其作為一方當事人。如德國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檢察院有義務偵查證明有罪和無罪的情況。加拿大最高法院蘭德法官也指出：“檢察官的角色排除了任何贏和輸的觀點，其功能不是民事生活中可能帶有較大個人責任性的指控，而是一種公眾責任。”我們強調檢察機關介入死刑復核程序，也并不是以單純的公訴方的身份，而是全面履行職責，保障不枉不縱，保障死刑的正確適用。#p#分頁標題#e#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在推進依法治國、保障司法公正中擔負著重要職責。目前，司法不公是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檢察機關不能以任何理由怠于履行職責。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確實面臨諸多困難，如經費、人力等，也包括被監督機關的不理解、不配合。但為了維護司法的公平和正義，檢察機關應當克服困難，依法全面履行職責，以無愧于黨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王守安 石獻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