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學專家稱：“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法學專家解說：行政補償與行政賠償大相徑庭，有6個方面不同。

　　●法學專家建議：有必要對有關問題進行全面考察，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

　　危機中的“及時雨”

　　2月9日，在廣西隆安丁當鎮農民盧加彰的十幾只雞鴨剛剛打過針后，他填寫了《動物免疫證》。他說：“政府的措施很到位，我們很安心。”西安市長安區高望堆村，疫情發生后，村里的4000多只雞已經被全部撲殺深埋。2月7日，養雞大戶王升旗除病死的380只雞已作無害化深埋外，另外的620只雞已被撲殺深埋。王升旗說，他已經收到了政府的補償款，心里踏實多了，只要疫情一過，就可以馬上恢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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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政府對疫區農戶撲殺家禽進行補償，這是全國應對禽流感的重要舉措。1月2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三十七次常務會議，會議決定對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區撲殺家禽的損失，要給予合理的補償，對家禽強制免疫的實行免費，使群眾無后顧之憂。對按規定撲殺和強制免疫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此后，國務院有關領導強調補償資金的發放要做到“公開、公正、透明”。

　　政府此舉贏得了普遍的稱贊。公共補償有效協調了公共利益和疫區農民利益。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當泰國、越南的農場主面對電視鏡頭哭訴的時候，我就在擔心，如果中國境內也暴發了禽流感，政府會不會對養殖戶撲殺家禽的損失給予補償。但是現在，我感到很欣慰。”

　　有媒體把防治禽流感這種補償稱為“公共危機補償”。對于老百姓來說，這是個嶄新概念。在法學家眼里，這其實是公共補償的一種。在以往的房屋拆遷和政府征用地的行為中，我們都看到了公共補償的影子。

　　行政法學專家、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說：“面對禽流感，我國政府實行了對撲殺家禽合理補償政策，這實際是公共補償政策。所謂公共補償，可以視為行政法上的國家補償，主要是行政補償，是指行政主體（主要是國家行政機關）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的合法行為，使本不應承擔法律責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特別損失，國家基于當事人事前的協商一致，以公平合理為原則，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從經濟上、生活上或者工作安置上等諸方面對其所受損失予以適當補償的過程或者制度。”

　　“補償”不同于“賠償”

　　提起公共補償（行政補償），人們自然聯想到行政賠償，同樣是政府行為，同樣是政府拿錢，那么公共補償是否就是行政賠償呢？

　　楊建順教授認為補償和賠償兩者雖然一字之差，含義卻是大相徑庭。楊教授從6個方面闡述了這個不同：

　　產生行政補償的前提是因行政主體的合法行為引起的損失。而行政賠償是以違法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為前提的。同時，行政主體的行為并不限于行政行為，只要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實施的一切合法行為，都有可能引起行政補償責任的發生。

　　不是所有損失都可以請求損失補償，只有特別損失才可以請求行政補償。這一點與合法權益受到違法行政行為侵犯皆可請求行政賠償不同。既然是為實現公共利益而實施的行為，那么，享受公共利益的全體社會就應該共同負擔有關損失。然而，國家機關的某種行為卻往往需要特定的人（譬如養殖專業戶）承受特別的損失，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基于公平正義的理念，全體社會就應該將基于特定人的特別損失而取得的不當獲利返還給該人（養殖專業戶）。

　　在程序方面，實行行政補償，是以當事人事前的協商一致為前提的，在當事人就補償條件等達成協議后才實施造成相對人權益損失的有關行為。#p#分頁標題#e#

　　行政補償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除經濟補償外，還可以從生產、生活和就業等方面加以妥善的安置。

　　行政補償的資金來源是受益者負擔。盡管行政補償的義務主體是行政主體，但是，無論是經濟補償還是生產、生活和就業等方面的安置，都由受益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具體承擔。這一點與由國家作為義務主體、由行政主體作為賠償義務機關、從各級財政預算中支付賠償金的行政賠償不同。

　　行政補償的性質是行政主體公法上的義務。行政補償的原因是行政主體在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的合法行為導致相對人的特別損失，行政主體為實現公共利益而實施一切行為，只要給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特別損失，都必然地伴隨著予以行政補償的義務。

　　談起公共補償的辦法，楊建順教授說：“根據我國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長期以來行政補償的實踐，我們可以將行政補償的原則歸納為如下幾點：公平合理、妥善安置、扶植發展的原則，補償直接損失的原則，補償物質損失的原則，補償實際損失的原則。”

　　需要完善的好制度

　　防治禽流感的公共補償措施，溫暖民心，凝聚人心，成為與疫情作斗爭的有力武器。

　　行政管理學專家毛壽龍說：“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在現代社會中，辦理公共事業，大部分采取當事人自愿的原則，但有的事業，需要個體、局部利益犧牲，才能達到最優化的整體福利的增長，這時需要公共補償對某些特定個體的利益進行保護。”

　　茅于軾在媒體上稱：“這次對禽流感的防治，政府實行了撲殺家禽合理補償和強制免疫免費政策，將會從根本上減少執行磨擦，使防治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作為法學家，楊建順教授更為關注的是整體的行政補償制度的建立。他說：“政府對行政補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有利于調整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是現代法治國家行政法制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以憲法明確規定行政補償責任。”

　　“此次防治禽流感的過程中，各級政府并未采取生硬的強制手段，而是采取說服、疏導的方式，在得到相對人支持的前提下采取撲殺行動，并且實行了對撲殺家禽合理補償政策。這表明我們的政府不僅重視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而且也十分重視對個人利益的保護；不僅將公共健康的維護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而且注重方式、手段的人性化、合理化，注重對個體經濟利益因之所受到的損失予以填補。這是現代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責任政府、誠信政府形象的具體寫照，對于我國公共危機應對機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有著重要的意義。”楊教授繼續強調。

　　楊教授認為，在我國整個法制建設中，行政補償可以說是建立較早的一個法律制度。《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分別在不同領域規定了行政補償制度。

　　“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往往對整個社會構成危害或者威脅，因此需要動員整個社會和各個行政部門來克服和排除危機。但是，在去年5月頒布施行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并沒有就如何補償公民因行政征用乃至行政即時強制措施而造成的損失作出相應的規定，可見，從健全和完善應急處理制度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對有關問題進行全面考察，將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和進一步完善1994年制定實施的《國家賠償法》結合起來，以推動我國行政法制建設邁向一個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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