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償拾金不昧 拿錢買道德?
近日,廣州市公安局起草《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提出,失主領回失物時,可以自愿按遺失物品價值百分之十的金額獎勵拾遺者;對無主的失物,政府予以拍賣,按拍賣款10%給予拾遺者。這一立法動議被媒體稱為“有償拾金不昧”。拾金不昧到底要不要獎10%,引來廣泛爭議。
反對者說獎勵侮辱道德
一位機關退休職工對這項規定表示反對,因為中國歷來倡導拾金不昧,拾金不昧假如變成有償獎勵的話,就會顛倒“不昧”這個中心,從社會影響的角度來說,是消極的,可能對社會傳播這樣一個信息:“有報酬才值得去幫人”。
持有相同觀點的人認為,“打九折的拾金不昧”是變了質的“拾金不昧”,拾得人若接受獎金,性質就全變了。獎勵拾金不昧成了拿金錢買道德,將一種私德轉化成一種交易行為,鼓勵的反而是不道德的算計。這樣去鼓勵拾金不昧,是對道德的侮辱。
他們還認為,貪財之人絕對不會因為10%的獎勵就將失物歸還,而物歸原主之人又沒有必要貪圖這10%的額外獎勵,如此規定起不到鼓勵拾金不昧的作用,反倒等于是給道德高尚者的頭頂抹了一層灰。
專家剖析
孔子故事反映歸還失物傳統觀念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田飛龍認為,所謂“拿錢買道德”的說法主要是基于一種純粹的道德立場。如果依照這種觀點所預設的邏輯,那么見義勇為也不應當獎勵,一切道德利他行為均只需要給予精神鼓勵,而不需要物質化獎勵。實際上,“獎勵拾金不昧”條款在邏輯上也并未否定作為傳統道德原則的“拾金不昧”,而是為了推動更廣泛群體實踐“拾金不昧”之美德而采取的一種理性化的立法調控技術。
《呂氏春秋》記載了兩個關于孔子的故事——子貢贖人和子路拯溺。春秋時代,魯國有法律規定:魯國人如果在國外淪為奴隸,把他們贖出來的人,可以從國庫報銷贖金。孔子的弟子子貢在國外贖魯國人,回國后拒絕收下國家賠償金。孔子知道后說:“你采取的不是好辦法。你如果收下國家的補償金,并不會損害你的行為價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錢,別人就不肯再贖人了。”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落水者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說:“這下子魯國人一定會勇于救落水者了。”
田飛龍認為,獎勵拾金不昧符合我國法律傳統中的“賞善罰奸,國之憲法”的傳統,是對中國古典法律理性原則的現代運用,是“賞善”與“罰奸”并舉的更加健全的社會管理模式。不過,反對者的說法也提醒了人們,“拾金不昧”是基本道德原則,獎勵只能是一種服務于這一原則的輔助性技術,二者是體用關系,不可倒置。
獎勵拾金不昧可減少拾金而昧犯罪
中國律師精英網顧問律師尹富強認為,通過一定的物質鼓勵拾金不昧是必要的。2008年“深圳機場女工梁麗撿黃金案”引發了應定盜竊罪還是侵占罪的爭議,最終梁麗免于被起訴。廣州市擬出臺的這項規定,會減少梁麗案的發生,會減少因拾得遺失物而引起的犯罪。
不過,尹富強律師指出,意見稿的用語是“對拾金不昧的個人,可按拾獲財物價值的百分之十的金額給予獎勵”,這里用的是“可”,也就是說把這個決定權交給了失主,從立法角度來講,這個條文就是一個倡導,而法律是強制行為,通常倡導性的規定是不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出現的。尹富強認為,如果能把這個選擇權交給“拾金不昧的人”,這條規定就具有實際意義了。
支持者說
獎勵是《物權法》的“實施細則”#p#分頁標題#e#
廣州警方稱,作為拾得者來說,撿到財物后首先要妥善保管,還要打電話尋失主、將失物交到相關單位或公安機關,耗費了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應有報酬的請求權。
有些支持論者將“有償拾金不昧”的法律依據直接追溯到《物權法》第112條。認為“拾金不昧獎10%”是《物權法》在地方的“實施細則”。《物權法》第112條規定,“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只不過,《物權法》沒有像廣州這次將比例明確為“10%”而已。
專家剖析
《物權法》規定的是保管費
北京廣衡律師事務所主任趙三平律師分析稱,支持者的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廣州的規定談不上什么《物權法》在地方的實施細則。《物權法》規定的是失主應當給予拾金不昧者保管遺失物的必要費用,而廣州的規定中指的是“獎勵”,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拾金不昧者拿到這10%的獎勵后,依然還是有權依照物權法要求“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
關于遺失物歸還之后在拾得人和失主之間的關系調整上,《民法通則》規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物權法》:“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
田飛龍認為,這里所說的“必要費用”指的是拾得人的管理成本,要求失主支付主要是為了填補拾得人基于無因管理而發生的損失,不包含獎勵的內涵。所以,所謂“《物權法》實施細則”的說法是在法理上混淆了無因管理之債和行政(民事)獎勵的區別,沒有注意到獎勵必須是管理成本之外的額外激勵。
國外立法給拾得人報酬請求權
在國外,關于獎勵拾金不昧早有類似的法學理論與法律規定。德國民法典規定,遺失物的拾得人有權向受領人請求報酬。德國民法典規定了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具體比例為5%或3%。而拾得人違反報告義務,或在詢問時隱瞞遺失物的,上述請求權即告消失。在公共行政機關或者交通機構中拾得遺失物,拾得人為該機關或該交通機構的公務員者,無請求報酬權利。
日本《遺失物法》則同時規定了拾得人的無因管理之債請求權和報酬請求權。據日本遺失物法規定,遺失物件交出、交付或保管所用去的費用,由接受該物件返還的遺失人或是依據法規取得物品所有權而將其領取的人負擔;接受物件返還的遺失人,須得向拾得人支付該物件價值5%以上、20%以下數額的報酬。
這種報酬請求權構成法定之債,拾得人可據此獲得訴訟上的請求權基礎。相比國外的立法,廣州市的規定顯然要“軟化”得多,并未創設明確的報酬請求權,而是賦予失主自由選擇權,失主可以選擇不支付獎勵性報酬或支付任何比例的報酬。《規定》只是鼓勵失主讓利,遵循的是雙方自愿的原則,而非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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