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西引渡條約特別是死刑犯不引渡條款為范本，我國正與多個國家接觸簽約事宜

　　“中西引渡條約簽署以來，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談判引渡條約的進程正在提速，我國已經和多個國家開始就雙邊引渡條約展開接觸。今年年內還有可能與1-2個發達國家進行正式談判。”日前，中西引渡條約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徐宏參贊向本報記者透露。原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正司級巡視員黃風教授也證實，未來幾年，中國將會以西班牙引渡條約作為范本，和多個發達國家簽訂雙邊引渡條約。

　　中西引渡條約開創先例

　　“中國與西班牙引渡條約的簽訂創造了先例，這個簽約模式將會成為中國和其他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個示范文本，以在全球范圍內編織一個法網恢恢的外逃貪官追捕網。”近日，黃風教授表示。

　　今年4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批準中國與西班牙的引渡條約。“這是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第一個生效的引渡條約，是中國在與發達國家開展引渡國際合作方面的一次歷史性突破。”中西引渡條約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徐宏參贊評價說，該條約將對中國追緝外逃犯罪分子、震懾貪官外逃、增強我國在反腐領域同歐盟國家的司法合作，都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明確死刑犯不引渡條款

　　黃風所說的簽約模式即在條約中明確寫入了“承諾死刑犯不引渡”條款。該條款規定，如果涉及死刑，除非請求方做出不判處或者不追究的承諾，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

　　此前，我國與俄羅斯、韓國、南非、巴西等24個國家談判締結的引渡條約中，沒有一個明確寫入該條款。近日，外交部條法司徐宏參贊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我國跟西班牙談判的引渡條約是中外締結的引渡條約里第一個出現此類條款的。”

　　“這個簽約模式將會成為中國和其他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個示范文本，今后中國要和歐盟其他國家建立引渡雙邊關系，必須會有這樣的明確條款。”4月28日下午，在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的新辦公室里，黃風教授這樣分析。

　　年內將與一兩個國家談判

　　黃風透露，未來幾年內，中國將會以西班牙引渡條約作為范本，和多個發達國家簽訂雙邊引渡條約。徐宏參贊表示：“目前，已有多個國家表示愿意采取類似方式與中國簽署雙邊引渡條約。”

　　徐宏表示，作為在歐盟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與西班牙成功締結引渡條約可以對今后與其他歐美國家締約具有示范和帶動作用。他介紹，中西引渡條約簽署以來，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談判引渡條約的進程正在提速，我國已經和其他幾個國家開始就雙邊引渡條約展開接觸。“今年年內還有可能與1-2個發達國家進行正式談判，目前還沒有開始，具體內容不便多說。”

　　背景 死刑條款為談判最大障礙

　　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表示，該條約并沒改變中國現行法律

　　“一直以來，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沒有正式批準過一個雙邊引渡條約，最大的障礙是我國有死刑罪名，而發達國家大多廢除了死刑。”黃風稱，外逃貪官大多數逃到了美國、加、英、法等發達國家。“由于缺乏引渡條約，給我國的追查工作帶來非常大的困難。”

　　據他介紹，中國自1987年以來，已和37個國家建立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關系，并和25個國家締結了引渡條約。目前中國主要通過引渡、國際刑警組織進行緝捕、開展刑事司法協助3個途徑緝捕外逃貪官。

　　徐宏表示，本次中西引渡條約，爭議最大最敏感的一個條款就是死刑犯引渡條款。現行條款這樣表述：“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該拒絕引渡。”

　　徐宏告訴記者，在談判過程中，西班牙方面表示：西班牙已廢除死刑，在引渡條約中寫進死刑承諾條款，是其憲法的要求，也是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強制性義務。它不是專門針對中國，而是其締約實踐中的標準條款，包括與美國等國簽訂的引渡條約中都有這一規定。#p#分頁標題#e#

　　今年4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在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上向委員們介紹，“西班牙方面表示，這一條款是條約的核心條款之一，實無變通余地。”他同時指出，我國2000年通過的《引渡法》已規定“對于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法律明確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在量刑上有最終決定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某刑事被告人是否判處死刑，是一個具體的量刑問題。引渡條約作出這樣的規定，并沒有改變中國現行法律關于死刑制度的規定。

　　在此情況下，國內各有關部門反復進行了研究論證，在綜合各種因素，慎重權衡利弊后，決定可以接受西班牙方面的條款。

????爭論 死刑犯不引渡條款為務實選擇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徐宏參贊認為，該條款意義大于對某個人具體處罰

　　對于死刑犯不引渡這個條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中也出現了不同意見。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教授等人在審議中表示出這樣的擔憂，死刑犯不引渡的條款會不會成為外逃貪官的“免死金牌”，對懲治貪官不利，并且極有可能導致“同罪不同刑”的問題。

　　對此，也有不少法學專家及相關部門認為這一條款是務實的選擇。

　　死刑犯不引渡國內有分歧

　　按照慣例，參與中國和其他國家雙邊引渡條約談判的主要包括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黃風介紹，這些部委對死刑犯不引渡條款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

　　有人認為該條款對中國是單方面條款，在國際法里，對單方面約束的條款比較忌諱，因此不能接受。有人認為，這樣會導致“同罪不同刑，違反了刑罰原則。”有人認為，寫入條約成為法律，而法律上白紙黑字的明確寫明“死刑犯不引渡承諾”，對于堅持死刑制度的中國來說，心理上很難接受。

　　徐宏認為，與西班牙締結引渡條約對中國有力打擊犯罪特別是外逃的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意義重大，利大于弊。“事實上，我國在和西方國家的司法協助實踐中，為了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或遣返，也有就不判死刑或不執行死刑對外作出承諾的先例。比如余振東案以及正在進行引渡協商的楊秀珠案。”

　　不執行死刑承諾利大于弊

　　徐宏說，從弊的方面看，的確有可能會在某些案件中出現“同罪不同刑”的問題。

　　但也要看到，如果由于拒絕做出承諾而使引渡無法實現，就會使外逃犯罪分子逍遙法外，根本得不到任何懲處，也就更談不上司法公正。

　　“我們必須看到，只有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接受中國法律的審判，才能使我國的司法主權得以實現，才能有利于查明案情，揭露犯罪，震懾犯罪分子，才能有利于追回贓款贓物，使國家利益得到維護。”徐宏說，這方面的意義遠大于對某個人判處的具體刑罰。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納了這一做法，因此，經國務院批準，中方在談判中將此問題與中方關注的其他問題掛鉤，并在其他條款全部達成協議、談判預期目標實現的情況下，接受了西方上述措辭。

　　鏈接 追逃貪官不能僅靠“紅色通緝令”

　　專家建議，我國需制定刑事司法協助法等配套法律

　　“我們現在有一個觀點，一講追逃，就講國際刑警組織，這是我們當前在追捕外逃上的一個誤區，而且耽誤了我們很多事情。”

　　黃風說，我國已經把追捕外逃貪官作為今后反腐的一項重點，而且把主要逃犯的目的地國，也就是歐美發達國家，和他們建立國際司法協助關系作為工作重點。但是目前，在追捕外逃貪官方面，除了缺少足夠的雙邊引渡條約外，還有技術因素的障礙，就是對國際刑警組織的認識。

　　“在引渡問題上，我們好像覺得把紅色通緝令發出去，就等著結果了。其實并沒有這么簡單。”黃風介紹，在大部分國家，尤其是法制健全的國家，警察的權力很有限，國際刑警組織充其量就是一個交換情報的作用，幫你查找人。#p#分頁標題#e#

　　絕大部分國家，按照引渡法的規定，警察都沒有在引渡問題上對外國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包括拘捕和臨時拘捕。

　　黃風建議，在立法上，除了現在的引渡法，我國還需要制定一部刑事司法協助法。他說，司法協助涉及的范圍太廣了，包括調查取證、追繳犯罪所得、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等問題。刑事司法協助和國內立法有密切關系。

　　此外，為更好地追捕外逃貪官，黃風建議要對現行的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比如，犯罪嫌疑人在逃、死亡，目前的法律規定不能對資產進行明確處理，這是需要修改明確的。”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廖衛華